2019年6月25日，阿里巴巴發起的研究機構羅漢堂在杭州總結了“最關乎世界未來的十大問題”，200多位來自全球的頂尖學者等應邀“西湖論劍”，閉門研討這十大問題。

對于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諾獎得主們多少表示出了擔憂和焦慮，馬云則像一個積極的樂觀主義派。

馬云說：“我是數字經濟堅定的樂觀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堅信數字經濟和平臺的力量，這是世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好機會，世界需要數字技術方面的領導力。世界變化的速度肯定越來越快，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和不確定性，但沒有人是明天的專家，政府、學界和企業需要一起合作解決問題。此外，我們需要也需要在智慧的時刻，制定智慧的政策，不要用昨天的做法來解決明天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眼前的困境拳打腳踢，往往是因為我們缺乏了正確的方法，也有很多時候是因為沒有提出正確的問題以致于無法找到出路。羅漢堂此次提出的10個問題直擊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倫理、政治問題的核心，有人稱為“世界終極十問”：

1、我們是應該先控制風險，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

要達到5000萬用戶，電力花了46年，計算機花了14年，互聯網花了7年，皮卡丘花了19天。今天，在低收入國家也有60%的人已經擁有移動手機。決策時間前所未有的短，錯過成本前所未有的大。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數字經濟帶來的福利還難以被準確衡量和估計，這會影響我們平衡數字經濟風險和收益。現有對經濟的衡量集中在對經濟增長的關注，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數字經濟的長期影響是深度多維的，需要一個更多維的框架衡量個人和社會福利。

2、數字技術會擴大鴻溝，還是會讓世界變平？

技術從來都是雙刃劍。技術革命既讓地球能夠養活的人口從10億增加到70多億，也引發過兩次世界大戰。關鍵是能不能以最快速度，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指出：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增長速度上，還體現在邊遠、貧困群體與現有經濟資源的結合速度上，這是令人震驚的普惠增長模式。

3、數據是誰的？誰是真正的受益者？

司機的行駛記錄對于個人而言意義不大，但如果分享出去，就會讓導航軟件的精準度更高。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資料，不見得應該只追求唯一所有權，而是要尋找一種機制保護好隱私，并讓更多人受益。

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JeanTirole）提出應學會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同時，不遏制科技的進步和創新的向前。“我們想倒掉洗澡水，但別把寶寶也潑出去了。”

19世紀末，當電話剛在美國推出和普及時，紐約時報曾刊登評論指出：“電話不僅會收錄兩端的聲音，甚至會將其路線經過之處的聲音都收錄下來，因此當這千萬的電話線從居民屋頂經過，所有秘密都將公之于眾，惟有沉默才是安全”。這類關于電話的設想或許在現在看來不切實際，甚至可笑，但是在當時民眾對電話技術并不夠了解的時期，這類憂慮是有廣泛共鳴的。

4、數字技術會讓更多的人失業，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

眼下美國對AI的擔憂達到歷史高點，但實際上美國失業率是半個世紀以來的低位。技術革命并沒導致失業率上升，但會帶來新的工種，以及縮短工作時間。我們該為未來的工作做好什么準備？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rides）指出：并沒有證據證明技術會帶來失業率的提高。但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會促進就業的結構性轉變。1980年以來的就業數據顯示，就業逐漸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

5、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是所有參與者，還是少數平臺公司？

技術革命一直在深刻改變人類協同方式，到了數字時代，消費者和生產者被合成一張網，它就是平臺。在全新的協同關系中，各方的收益、責任、工作方式、福利保障等都發生了深遠變化。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rides）認為：數字平臺是對分散市場匹配技術的改進，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場參與者效率的潛力。“互聯網和平臺經濟能夠有效打破制約成熟市場發展的阻礙。在中國，沒有互聯網，農民只能進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聯網讓他們在家鄉也可能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理查德·霍爾登（RichardHolden）說：數字技術改變了企業的協同方式和邊界，讓原本很多公司內部才能完成復雜的協同變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務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場協同來完成。這給小微企業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更高效的利用資源做專業化分工。“大型平臺的競爭優勢來源于網絡效應，這種競爭優勢很難從無到有的建立，但是已有平臺的地位也很脆弱。贏者無眠成為常態，平臺必須時刻創新和更好的服務用戶，才能保持競爭優勢。”

6、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才能適應數字時代？

汽車誕生于歐洲，汽車商用的黃金時代卻在美國。在數字時代，什么樣的政府、市場和公司治理機制，才能適應今天自下而上的創新和新協同機制。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說：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機制，也會改變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

7、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的同時，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

金融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眼下，數字技術讓賣茶葉蛋的老太太和銀行行長享受到同樣的金融服務。但金融創新，包括數字貨幣，也可能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指出：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是一種新的抵押品。有了數字平臺上收集的信息，小額借款人獲得信貸不需要抵押品，因為貸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譽。在這方面，平臺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礎模式，同時因為它基于數字識別，并包含大量數據，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詐。

8、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路嗎？

技術、貿易和知識的自由流動和分享是全球經濟繁榮的核心動力，在世界經濟分化嚴重、技術發展參差不齊的今天，我們如何推動全球數字經濟協同，讓每一個國家受益？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說：讓我感到興奮的是中國的數字經濟增長范式能夠啟發其他國家，開發巨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帶來巨大的增長機會。在此基礎上我們不難想象，只需要一點點的國際合作，這種發展模式就能推廣到全世界。各國小微企業參與到國際市場中或將成為下一個增長引擎，這才是最最激動人心的事。

9、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無人駕駛汽車必須選擇撞向一邊，左邊是老人，右邊是小孩，它該做何選擇？這該由算法來決定嗎？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ThomasSargent）指出：說到底，機器并不是自己在學習，它們學的，都是人類輸入的數據。是人類在告訴機器要學習什么。因此，我們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的時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見。

10、大算力和大數據，一定會讓我們離真相更近嗎？

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大數據和大算力做決策，接近世界的真相。在一秒鐘內能摸象腿數百萬次，我們就一定會避免盲人摸象了嗎？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拉爾斯·彼得·漢森（LarsPeterHansen）說：數字經濟時代，豐富的數據確實為經濟學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實證分析本身的價值則非常有限。對于實際發生什么和可能發生什么，理論模型卻能幫助我們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較。因此純數據驅動具備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讓人們在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做更好的決策。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ThomasSargent）指出：大數據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論的價值，它們的高速發展對處理信息的方法論提出更高要求。更優的信息估計技術，算法博弈論，多元時間序列算法和數據模擬技術等都可以在大數據時代散發光彩。

我們并非手握答案，提出關鍵問題是第一步。關于這些終極問題，你有哪些思考與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