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7日，中野名將王近山統一指揮的我軍各部剛剛解放襄樊，就接到了野司轉來的西柏坡急電：“速將康澤送往華北，并派可靠武裝，加鐐銬押送”！在解放戰爭中后期，俘虜一個中將綏靖區司令官，已經根本不算什么新鮮事，為什么軍委對抓獲康澤如此重視呢？因為康澤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這廝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常委”。

（康澤劇照）

換句話說，康澤的軍隊級別在俘虜中并不出眾，當時的蔣軍已經是“中將多如狗，少將滿地走”的狀態，但是作為老蔣早期的嫡系、復興社創辦人之一（總社書記）、三青團的實際把控者，黃埔三期的康澤在蔣軍將領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1947年3月，康澤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舉個例子，即便是老蔣的心腹愛將王耀武，康澤的黃埔三期同學，也不過是個中央委員而已。

所以康澤必然進入“高級戰犯”名單，既是軍隊高級將領、又是黨團骨干、還是曾經的特務頭子，這樣的高級戰犯輕易是不會槍斃的，因為在宣傳上、政治上、歷史問題調查中均有較大作用，所以我黨的政策都是以關押、改造、學習和交代為主。如果你不能理解康澤的政治級別有多高，不妨看一下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數據統計：

在功德林關押的200多名高級俘虜中，僅有國民黨中央委員四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一人，而其中的“中常委委員”僅有康澤一人！在被關押初期，康澤也因此牛叉得不行，一副瞧不起其他戰犯的模樣，就因為他有這個政治資本。而實際上，其他帶兵的戰犯也根本瞧不上他，認為他根本不會打仗，就是個緊緊依附老蔣的黨棍、特務頭子。

那么康澤既然是黃埔畢業生，為什么沒有像王耀武、方先覺一樣始終領兵作戰呢？無它，是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履歷，即在黃埔三期畢業后的1925年底，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不僅與我黨不少高級干部曾經同學，而且在校期間主要學習的是政治和組織工作。所以1927年7月回國后，立即被分配到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工作，從此成為“黨棍”和特務分子。

（王耀武劇照）

這個中央黨務學校是陳立夫、戴季陶等人創辦的，所以康澤是黃埔生中的另類，他這個特務頭子跟軍統一直關系不大，反而跟中統的關系更近一些。正基于此，康澤在早期是深得老蔣信任的，因為黃埔生大多是武夫，會舞文弄墨并且善長政工組織的人不多，1928年成為老蔣的少校侍從參謀，1929年3月被老蔣指定為國民黨“黨代會”候補代表，年僅26歲。

康澤為老蔣可謂是鞍前馬后，1931年老蔣第二次下野之前籌組“復興社”，康澤與賀衷寒、桂永清等人便是籌建骨干，他把在蘇聯學來的東西都用上了，復興社的框架結構和紀律條例，均由康澤親自執筆完成。復興社首批40多人當中，康澤的排名非常靠前，這個老蔣的親信組織設有“干事會”和七個直屬處，包括什么組織處、宣傳處和特務處等等。

眾所周知，復興社特務處正是“軍統”的前身，而康澤差一點就成為這個處的處長，老蔣最初的屬意人選就是他，并且親自面談。但是康澤認為自己善長的是宣傳和組織工作，對特務專業不夠門清，選擇了組織處處長一職，而特務處處長，老蔣最終選擇了黃埔六期肄業的戴笠，但是從這一段歷史，很清楚地看出康澤在老蔣心目中的分量，早期肯定是在戴笠之上的。

康澤在宣傳上非常賣力，所以到了1937年被任命為總社書記，直到1938年4月復興社正式解散。在此期間，康澤的罪惡行徑達到高峰，那就是為了配合蔣軍對蘇區的圍剿，提議組建了“南昌行營別動總隊”，這個別動總隊是蔣系第一個正規特務武裝，主要由中央軍校“駐贛暑期研究班”的學員組成，以研究班主任康澤為總隊長。

別動總隊是略高于團級的建制，總共下設三個大隊（營級），每個大隊下設三個中隊，每個中隊下設三個分隊，每個分隊下設三個區隊，每個區隊的額定編制為17人，總計2000余人。這個別動總隊不僅人員都是軍官或者特務，裝備也非常精良，隊員都是長短槍各一支，每個分隊裝備一挺輕機槍，隊員裝束為灰布軍裝灰色綁腿，黑鞋黑襪黑皮帶，很有模仿納粹“沖鋒隊”的意思。

這個別動總隊的任務是什么呢？就是配合蔣系正規軍“清剿蘇區”和恢復反動統治，在蔣軍占領蘇區某地后，康澤率領別動隊采取清查戶口、編組保甲、訓練壯丁等形式，瘋狂迫害紅軍家屬、農村干部和游擊隊員，用白色恐怖來血洗蘇區。從1933年10月到1935年，大批蘇區群眾被別動隊殺害或者判處徒刑，期間別動總隊還與紅軍游擊隊作戰300余次，因此罪行堪稱罄竹難書。

（影視中的別動總隊）

1937年老蔣又籌組“三青團”，以爭取青年加入到反動陣營，康澤是三青團“中央臨時干事會”24名干事之一，跟陳立夫、陳誠等共同在名單上，并且兼任組織處處長。其后康澤逐漸掌握了三青團的實權，在中央常務干事兼組織處處長的位置上穩坐七年之久，然而當老蔣有意讓小蔣來接手三青團時，不識時務的康澤不肯交權，終于被一腳踢出重慶派去國外“考察”。

1947年2月康澤回國，老蔣曾面許東北行營新聞處長、北平行營新聞處長的職務，康澤皆不受，因為這些單位都歸“國防部新聞局”管理，他看不上新聞局長鄧文儀。直到1947年11月，才被任命為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這是隸屬于武漢行營的機構，當時還是“后方”，下轄鄂西北、豫西南、陜東南和川東北的一大片地區，管理三個專區和十幾個縣，綏區司令完全就是個土皇帝，所以康澤痛痛快快地就去了。

萬沒想到，這一去“土皇帝”沒做幾天，就成為了中原野戰軍的俘虜，其實康澤也不會打仗，讓他帶兵就是個笑話，他只是沒想到，我軍會這么快就攻擊襄樊地區罷了。搞笑的是，康澤兵敗被俘后，南京中央社還公開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戰中業已殉難”，人民解放軍沒殺他，南京當局先宣判他掛了。

1956年，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連被俘的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起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這段話，也就提出了對康澤等人的基本政策，進而決定了他后半生的命運。

由于學習和改造的情況良好，康澤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被特赦，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期間回憶撰寫了《復興社緣起》、《三青團成立的經過》等文章，留下了不少珍貴的歷史資料。他在功德林里面寫得交代材料之多，可謂首屈一指，各類材料總計3000余件，稿子摞起來有5尺多高，所以康澤又被戲稱為“功德林的材料庫”，不殺確有不殺的道理。

1967年12月，康澤因舊病復發去世，年63歲。

（黃維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