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話方言獨特的成因淺析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武漢求學的時候，有個武漢本地的方姓同學，很好的朋友，他的父親是溫州人。最早關于溫州、溫州人和溫州話的有關信息是聽這個同學講的。因為對語言現象比較喜歡，所以也零零星星積攢了一些趣點。現就問題本身試作淺析，并將有些趣點進行分享。
01
溫州獨特的地理環境，是溫州話方言獨特的根本原因。如下圖所示:
溫州地處浙江省東南沿海,轄三區二市六縣,全市國土面積11787km2,總人口達760萬.溫州地形復雜,其中山地面積達78.2%,平原、江河、島嶼面積僅占21.8%。溫州在地理上，既有山川、平原，又有海島、湖泊，南部與福建接壤（閔人很多，閩浙風俗融合），就像是一個“甌”,三面是山一面向大海,當中是平原,好像一個盛滿了溫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飯碗”。
從溫州的地形地貌不難看出，它基本處于被山海隔開的相對封閉狀態。自古以來，由于地理屏障天然阻隔，從而形成了區域內溝通交流順暢，而與外界語言發展不相同步，以至于兩者表情達意慢慢差異增大，從而形成了比較獨特的語言孤島現象。
02
地理與方言，行政與官話，相互交織、互相影響，構建了語言DNA雙螺旋結構體系
（一）一方面，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古語講，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同一區域人們用當地自己的語言發音體系交流，同一個字在不同區域內發音大相徑庭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時很多不同意的字，卻發同一個音。在此，舉幾個例子:
001包括武漢以南的湖南，都是n、l互換的，普通話的”男男女女”，”藍藍的”，武漢話念出來就是lanlanlvlv和nannande。
002普通話中的六、路、樓、肉、綠，武漢話統一念lou。
003山東方言也很多，比如棗莊這個地方，一些字兒的發聲跟普通話還是有差異的。典型的如”水”，棗莊話會念成”fei”（上聲）。另外還有就是卷舌音和非卷舌音區分不大清楚，容易搞混等等。
為什么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呢？據說人群聲帶的發音跟風土、水質、地理、飲食、民俗甚至所從事的職業氛圍息息相關。這些可以從天津話為嘛那么哏中作以類比，略見一斑。
004一個極端的例子。天津，北斜村，這里恰在等語線上，村子北由南運河引來的小河隔開，河東半操天津話，即陰平讀低平調。而河西低平調突然消失變成靜海話。
005天津話是如何形成的？
關于天津話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說法。其一，天津話是土著方言，是由靜海話在聲調發生演變之后逐步形成的；其二，民間傳說天津第一批居民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村，而根據有關資料，也確實發現天津許多早期人物籍貫為山西；其三，天津人是“燕王掃北”時從安徽遷移來的，因此天津話源于皖北。
還有一個重要規律，人的第二次變聲期是聲帶發音固定關閉期，換言之，人在第二次變聲后基本無法改變地域口音了，它跟著人一輩子。這也是學語言要盡可能趁早的道理所在。
（二）另一方面，古代統治階級在行政實施過程中更需要語言的統一規范，這是正確表意、減少失誤、提高效率的內在要求。
古代中國在其發展和傳承過程中，總體上慢慢形成了以南方農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為代表兩大方言體系。單就兩大方言體系內部分析，也是百花齊放，異彩紛呈。
（三）上述兩個方面在相互矛盾中對立統一。方言的發展就如同放養般生長，滿足人們日常溝通需要，并一代影響一代往下接力傳遞；官話則需要簡單科學統一的標準，因此對方言必然進行規范限制和調整。所以，如果把方言比喻成放牧草原的牛羊，而官話則像極了圈入欄舍的牛羊。地理與方言、行政與官話的雙重驅動與相互影響，需求驅動下，成為改變語言體系的雙螺旋結構。
方言分區是不同語言的劃分,有別于地理上、行政上的分區，不同方言可以同在一個地理區域內，同一方言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中。例如南方的閩方言通行于閩、粵、臺、浙四省的部分地域,而在閩、粵兩省之中,又分別有閩、客方言并存和粵、客、閩方言并存。行政管轄范圍可以變更，方言區屬卻不可能在短期內隨之更改，廣東省的海豐、陸豐兩縣，大部分說閩方言，原隸屬于說閩方言的汕頭專區，近年來這兩個縣改屬大都不說閩方言的惠陽專區管轄，可是海豐話和陸豐話仍屬閩方言。不同方言之間的關系有親有疏,必須對近親和遠鄰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把不同的方言確切地歸到適當的區屬中。方言的分區要有不同的層次,根據親、疏的程度把不同的方言劃歸不同的層次，最高的一個層次通常稱做方言區。例如官話方言區、吳方言區、粵方言區等。同一個方言區中的方言又可以作第2層的區分,通常稱做方言片或次方言,例如閩方言區的方言又可以分閩南方言片、閩東方言片、閩北方言片,莆仙方言片、閩中方言片等；吳方言區的方言又可以分為太湖片、臺州片、溫州片、婺州片、龍衢片等.必要時,方言的劃分還可以有第3層次乃至第4層次.第3層次在“片”以下,根據同一片內方言差異的情況可分為若干小片。小片中的各個地點如果方言差異仍然存在，可以再區分為若干地點方言，一般叫做“點”。方言區分的四個層次就是：方言區—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點，不論是哪一個層次的方言，在分區中始終要從實際出發，判明親疏關系。該分即分，可合便合。有的地方方言處在不同方言的過渡地帶,特別是幾種不同方言犬牙交錯的地區,如閩、浙、贛交界地區,鄂、湘、贛接壤地區等。方言現象復雜，一時不易確定歸屬的，只好承認它是過渡地帶的方言，不必勉強劃歸哪一個方言區。
03
溫州話，鬼子破譯不了的語言
溫州話，中國十大最難懂方言排名第一。俗話說會了不難，難了因為不會，相信溫州人肯定不這么認為這個排名，這就跟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會認為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一樣。
江浙一帶的人一定聽過這樣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溫州人亂講話，說明溫州話是多么的難懂。這里還有個典故：據說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部隊相互之間聯系由于保密需要，都是派兩個溫州人，進行電話或者步話機聯系，而日本鬼子的情報部門，總是翻譯不出這發音極其復雜的溫州話，可以說當時的溫州人就像美國大片中的風語者一樣，為抗戰勝利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所以說溫州話，是連日本鬼子都聽不懂、比鬼子還鬼的的話，因此排名中國十大最難懂方言之首，可以說是順理成章、實至名歸。
04
溫州方言的獨特性也是它的趣味性
看了03，是不是激起了想進一步了解溫州方言的興趣？總結起來，溫州方言具備兩個方面:一是與普通話相比，有時互為反義；二是有的字音與文字難對榫。
- 與普通話互為反義
比如“這座和尚寮有三退”，和尙寮是佛殿的俗稱，溫州人喜歡這樣稱之。此話是指佛殿的建筑結構，按國語而言，指具有三進的規模，但溫州方言以退為進，稱之“三退”。進與退，互為反義，恐怕溫州話獨創。
比如“他不近就回溫州的”，不近，就是久或遠。但溫州方言“不近”表示快與近，從時間來說，他很快就回溫州了；從距離而言，離溫州很近了。若以國語來理解，風馬牛不相及。
比如“飯要一餐一餐撥底”，這是說飯要一口字音與文字難對榫。吃進肚子。方言“撥底”與國語“吃進肚子”同義，問題是“餐”與“口”是兩個不同的數量概念。餐可以說包括了許多口，不可能只一口，因此溫州方言與國語在這一句話上構成了大與小、多與少的互為反義。
比如“那個光眼人推拿技術有一套”，盲人似乎有推拿的天賦，難怪大街上經常看到推拿者甘于表明自己是盲人，但溫州人不稱瞎子，往往以“光眼人”取而代之，瞎子與光眼人互為反義，這里應該還有一個避諱的因素，叫人家瞎子犯忌，稱之光眼人就沒有傷損殘疾者自尊之嫌。
比如“這個人不怎么樣”，按照國語的說法，這個人素質差，讓人討厭，只好搖頭示意懶得提他。但用溫州方言來說就不一樣了，起碼講，這個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不容貶低的。由此可見，同一句話以方言與國語來詮釋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評價。本地學校教師切莫用這句話寫學生品徳評語，要不，歧義叢生，會引起誤會。
此外，譬如“口舌”，因為舌按溫州方言，與“蝕”（白讀）諧音；溫州人好經商，做生意蝕本是大忌，誰都企望大發其財，所以日常生活中居家商賈反其道而用之，不叫口舌而概叫“口近”了。“近”即賺的方言諧音。
還有某老人老態龍鐘，說難聽一點，近于行將就木，別人不會說他“快死了”或“差不多了”，而改口“該老人壽兮罷”。顯然，這與長壽是互為反義的。再如，溫州人所說的饅頭，是指有餡的肉包、菜包或豆沙包等等，而沒有餡的統稱實心包；而國內幾乎所有地方，有餡的叫包子，沒餡的才叫饅頭。這種互為反義的叫法，常常鬧出笑話來。
- 有的字音與文字難對榫。
溫州方言帶有濃厚的古漢語痕跡；由于它在現代漢語中不流行，有的溫州方言字，如“囥”（藏）、“勼”（蹲）、“搝”（討）等等，人們則不知如何寫。但有些則不然，即方言與文字是一直流行并存的，只因人們腔款有異，以致音與字難對榫，或產生有音無字的錯覺。這是由于溫州人口的歷史變遷、來源復雜，口語中摻雜的成分多樣化，故正宗的溫州方言也就不正宗了。也有的，音雖無錯，而字卻以訛傳訛而寫錯，屬于對字義曲解所致。
經常聽到有人在叫苦“我最近事情實在太多了，天天都忙不代”，云云。顯然，這“代”字就費解。一天，我看幾歲的小孫女在造句作業，就有“忙不迭”句。原來，這個“迭”一直在用，連小學生都會用，就因被溫州人講走音了而“失蹤”。
某人講究清潔衛生，家里收拾得“了了滯滯”。原來“了滯”二字是這樣寫的。分析一下其詞義，清除、了結滯留在物面上的臟物，當然就是干凈的本義了。但人們為什么不會寫呢？道理就是上述所及被人講“走音”了，不知道是何字。如果讓郊區永強（今屬龍灣區）那邊的人讀“滯”就對榫了，市區白讀為“箸”，而他們念“遲”，就接近國語“zhi”（去聲）了。
責怪某人做事拆濫污，講話信口開河，就會用著“模須”這個詞；或者對某事不可知，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也會用到這個詞。土話不土，其實，這個詞很優雅。“模”就是模樣，“須”就是細微，但溫州市區人可能會講不會寫。這是因為“模”，溫州人白讀為“磨”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須”念“絲”，方言與文字就背離了。還是瑞安人讀準確，念“蘇”，“模須”二字就對號入座，一清二楚了！
再如：這事蠻“得人憎”的，所以說不出口。若按方言寫作“頂人貞”就牽強附會。之所以方言與文字有如此錯位，就是因為“得”與“頂”音接近，“憎”與“貞”似屬南腔北調之故，久而久之，人們腔款不一、積習難改而使然。可以肯定，這句話中，只有寫作“得人憎”才能體現其準確涵義。
有些成語如“千絲百籐”（或牽絲扳籐），形容事物錯綜復雜或某人秉性啰唆，方言往往將“籐”念作“頓”，就造成音與字脫節了。再如成語“輾轉反側”是說明難以入眠、翻來覆去狀，甌海林先生在一書中按方言寫為“翻轉側”，并以《詩經·關睢》中“輾轉反側”一語佐證之。竊以為，只有“翻轉脊”才是方言的本來寫法。是“脊”非“側”，這并非讀音問題，而是基于方言詞義的內在要求。
不少人都因對詞（字）義的曲解，音念對，字都寫錯。口頭語“拜頭”，邑人很作興，但如何寫沒數，有的寫成“板頭”。粗究一下，這事值不得去求神拜佛，“冇拜頭”就出來了。又如詞語“淤青”是指身體某部位損傷因血淤而顯青紫，卻見一個郎中在病歷上寫上“烏青”，應屬不確。有一次，一友與我討論，認為“這個人”寫作“此人”未達到方言的本義，應寫“該人”（白讀近似“個能”音）才對。我很贊同，這使白讀與文字達到了最佳匹配。同理，以方言表示他或她、它等等，溫州唯有樂清籍人士以“其”（白讀相似“長”音）表述或書寫，而顯得方言與漢語的極致吻合。
有了以上這兩個特點，難怨鬼子聽不懂了。因此，保護方言，用好方言，誰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欲犯我國家者，雖遠必誅，堅決徹底消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