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地位
“關中學派”即“關學”，與湖南周敦頤的“濂學”，河南二程的“洛學”三足鼎立。
這三大學派又與朱熹的“閩學”并稱為宋代理學四大學派。
橫渠先生
北宋大儒張載居關中開創“關中學派”。
張載(1020年-1077年12月6日)，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鎮人，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稱為橫渠先生、張子。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寧宗賜其謚號“明公”。
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封其為郿伯。
張載被奉祀于孔廟西廡第三十八位。
元代立周敦頤祠，以張載與程、朱配食。
明清之時，張載的著作一直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之書。（陜西眉縣張載祠）
何為“關學”？
橫渠先生鉆研儒、佛、道三家學問，推崇儒學，完善了由韓愈所開創的，以儒學為主、兼容佛道的新儒學體系。
他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至今仍是有志之士的座右銘。
馮友蘭將此總結為“橫渠四句”。
他提出了理學的一系列基本范疇和命題；建構了理學的基本框架；確立了理學“民胞物與”的價值理想，成為宋代理學的奠基人。
張載的思想從總體上可以歸結為：以“氣”為本；以“禮”為教；注重實踐，主張經世致用。
“氣”雖然是中國古代哲學用以表示物質存在的基本范疇，但在張載以前依然沒有超出宇宙構成論和生成論的范圍。
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哲學體系，開辟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
他教育弟子關心時政、體察民情，力求“經世致用”。
他的“以禮為教”思想，被后來的“關學”學者一直沿襲，成為“關學”精神的核心。
正如學者陳俊民所述：“關學不是歷史上一般的‘關中之學’，而是宋元明清時代關中的理學。”（《關學源流辨析》）（橫渠四句書法）
張載與“關學”的影響
馮從吾，萬歷朝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建關中書院，為“關學”集大成者。
他這樣評價張載：“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關學編·橫渠張先生》）。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自稱是張載氣一元論的繼承者。
李約瑟曾評價張載的思想是“十一世紀關于感應原理的非常明確有力的敘述，”長期保持著“它的活力”（《中國科學技術史》）
從北宋張載至民初牛兆廉，關中學人皆尊張載為“關中士人宗師”。
七百年間，薪火相傳，形成了“關學”內在一致的精神氣質、學術宗旨、價值追求和治學作風。
獨特的“關學”精神，又對關中百姓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人格精神、民風民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原學派”
明成化（1465～1487）之后，關中出現了王恕（孝宗朝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王承裕（嘉靖朝戶部尚書）父子、馬理（正德朝進士，光祿大夫，謚號忠憲）、韓邦奇（正德朝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楊爵（嘉靖朝進士，謚號忠介）等一批“關學”大儒。
由于這些大儒主要在三原進行講學、討論，所以三原逐漸成為“關學”的中心，并形成了“關學”的分支——“三原學派”。
“三原學派”從此將“關學”推向了一個高峰。
（三原宏道書院遺址）
“三原學派”對“關學”的發展
陜西三原于西安以北四十余公里處，史稱“關中壯縣”
《史記》稱為三原為“天府之國”，記載黃帝曾在三原嵯峨山上鑄鼎，為商鞅變法故地。
三原境內有秦鄭國渠遺址，唐高祖李淵獻陵、唐敬宗李湛莊陵、唐武宗李炎端陵、唐德宗李適崇陵等古跡。（三原唐敬宗莊陵）
三原還是唐朝名將李靖的故里。
發達的農耕經濟與頗深的文化積淀，為“三原學派”的建立營造了物質基礎與學術氛圍。
三原學派改變了明朝立國以來獨崇朱學之傳統，吸收了陽明心學，重新詮釋了《易》，主張思想上回歸張載，并對張載著作進行了詮釋，提倡“躬行禮教”、“崇尚氣節”的學風。
黃宗羲言：“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明儒學案》）。
清末“三原學派”的傳承
清后期，關中學者有大家：一為三原賀瑞麟，為理學家之領袖；一為咸陽劉古愚，為經學家之領袖。
賀瑞麟，字角生，號復齋、中阿山人，被授國子監學正銜，晉五品銜，為關中三學正之一。
賀瑞麟之學以程朱為準，又以倡導張載禮教為己任，延講古禮，教化風俗。
賀瑞麟是“三原學派”最后的代表者。
（賀瑞麟書法）
“三原學派”大儒的風范與影響
首先，“三原學派”堅持“為天地立心”，“剛正清嚴”，為士者立好官風。
“三原學派”在仕途期間能嚴守“氣節”，做到以天下蒼生為重。
王恕曾39次上疏諫言。
《明史》載：“弘治二十年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力也”。
馬理曾因諫止武宗南游和嘉靖推崇私親，兩次受到廷杖。
呂柟先后上疏明武宗、明世宗“親政”、“興禮”、“勤學”，遭下獄、貶官。
（王恕，謚號“端毅”）
其次，“三原學派”注重培養人才，樹立了持續數百年的優良學風。
明清“三原學派”在三原開設的眾多書院從根本上教化了學風。
弘治元年（1488年），時任禮部尚書的王恕在故里三原力主重建百年前的學古書院。
該書院一直延續至1915年。
明弘治三年（1490年），王恕告老還鄉，與其子王承裕創建三原宏道書院。
王恕、王承裕認為“人猶木也，養之則成棟梁，失養則為薪蒸”。
王承裕“宗程、朱之學為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馮從吾：《關學編》），注重以禮為教、以禮為先，力行實踐。
宏道書院日漸成為陜甘兩省學子深造的學府和關學中興的陣地，躋身“關中四大書院”之列，并且造就了康海、呂柟兩位明代狀元，以及大學者馬理。
馬理在當時有“學接橫渠，功著久經”，有與橫渠先生并論之譽。
（三原馬理墓）
故關中督學楊一清嘆曰：“康生（康海）文辭，馬生（馬理）、呂生（呂柟）經學，皆天下士也。”
馬理辭官后講學于嵯峨書院和商山書院。
呂柟著有《禮問內外篇》，任國子監祭酒時，以四書五經及儀禮為教材，貫徹“禮以立之，樂以和之”。
清朝時有“學風之盛莫過三原”之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陜西總督年羹堯奏請，陜西督學署移駐三原。
清末三原人賀瑞麟成為關中傳播程朱之學影響最大者。
同治七年（1868年），賀瑞麟任學古書院主講，并擴建藏書閣。
同治九年（1870年），賀瑞麟創立正誼書院，并一直持續至1948年。
他講學二十余年，所授弟子多為清末民初以及影響現代的大家，省內外所教弟子數以萬計，其中最著名者為牛兆濂。
牛兆濂即陳忠實所著小說《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
最后，“三原學派”強調經世致用，澤及鄉里，培養了守禮、務實的民風。
王承裕曾在宏道書院刊布《呂氏鄉約》、《鄉儀》等書，教化士風民俗。
黃宗羲謂其“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為之一變”。
關中百姓的婚喪嫁娶、小孩滿月過歲、過壽、過節、聚會沿用《呂氏鄉約》至今。
這可以看成“關學”在“禮“方面已經開始了風俗化。
明神宗朝任吏部、工部尚書溫純見三原縣清峪河木橋被沖毀，與知縣高進孝共同倡建石橋一勞永逸。
溫純首捐千兩白銀，號召鄉里捐助。
歷經四任知縣共十二載，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石橋修成，百姓深念溫純與高進孝的德惠，分別建立生祠紀念。
此橋名曰“龍橋”，至今猶存。
（三原古龍橋）
它經受住2008年汶川地震而不倒，而在其旁修于1988年的新橋卻發生危險，可見當年修筑之精穩。
另外王恕曾聘常州名士朱昱編纂成《三原縣志》，馬理修《陜西通志》，賀瑞麟修《三原縣新志》。
“三原學派”對于右任先生的影響
三原于右任先生在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算作“三原學派”所謂的理學家或經學家。
但于右任先生受到“三原學派”的熏陶，延續與實踐了“關學”的精髓，為后人所敬仰。
他以“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
后來在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民呼日報》等報紙。
民國成立后，出任交通部次長，踐行“經世致用”，整頓鐵路運輸。
他于1919年倡建了三原渭北中學。
三原渭北中學后改名為三原南郊中學，是陜西省著名重點高中。
1923年，以渭北中學為基地，成立了共進社三原分社，推廣進步書刊，傳播馬列主義。
革命先輩習仲勛曾在此學習與開展革命工作。（于右任先生像）
另外他還創立三原女子中學（建于1933）、西北農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前身），民治小學（建于1920，貧寒子弟可免費入學）、民治中學（建于1940年），上海大學（建于1922年），承襲“關學”學者興辦教育之風。
于右任先生關懷桑梓，開辦“斗口農事試驗場”和“東段教育林場”。
1932年三原發生急性霍亂，他從上海寄來“三聯疫苗”由其夫人給群眾接種。
于右任先生的一生都在遵循著“關學”傳承人所應盡的責任，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對其評價毫不溢美。
“關學”的終結與遁隱
關于“關學”終結下限問題，有學者認為“關學”終結于清末劉古愚。
另有學者指出“關學”終結于以牛兆濂為典型代表，活躍在清末民初時期的儒家。
鄙人則認為“關學”雖在傳承形式上終結，但其內涵已隱入關中地域的官風、學風、民風、新風之中。
“關學”已經完成自身的風俗化，并永遠綿延下去。
參考文獻：
陳正奇《關學對關中地區民風民俗之影響》；
趙馥潔《關學的基本精神》；
相巍《“關學”的起落興衰》；
張波《關學史論綱》；
張世敏《關學的形成與發展》
本人閑散HR一枚，自號“隆梨散人”。現居西安龍首山西麓，靠漢長安城遺址，臨唐梨園故地。正所謂靠山吃山，靠城吃城，靠梨吃梨。喜歡站在人力資源管理角度解讀歷史，歡迎各位留言互動，關注本號其他文章。若有關于職場方面的疑問，可私信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