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這樣因為宅基地蓋房甚至林地、菜地等農村權屬糾紛造成矛盾引發惡性案件的情況并不少見。

村民出現矛盾一般找村委會村干部進行調解，但是由于村干部也是鄉鄰，大家都是熟人，往往不敢得罪人，和稀泥的情況比較常見，甚至因為人情、利益等關系出現偏幫、拉偏架的情況，很難根本解決矛盾。

矛盾找到上級主管部門、信訪部門，也一般是一級級打回原地處理，最終結果也是來回踢皮球，一切還在原點。這也是莆田案當事人窮盡無數求助渠道，合法合理也有口頭支援但是多年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原因所在。

想要真正解決問題突破口還是在法院，因為法院可以判定責任權屬，也有強制執行權。但是高額的律師費和訴訟費、漫長的訴訟程序無疑是一道高高的門檻，攔住知識相對匱乏而囊中又通常羞澀的農民，讓他們望而卻步。

如果針對農民維權，可以像勞動仲裁一樣，設立類似農事仲裁，免除訴訟費用，簡化訴訟流程，并且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指導，對農村矛盾的解決和農民權益的保護，一定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我國新農村的建設和發展，也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