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人類歷史的永恒主題，新世紀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工業革命以前人類生產、生活活動與自然界生態系統保持了相對平衡，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從根本改變了環境的組成和結構，打破了原有的物質循環系統，人類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湖泊的污染、酸雨增多、荒漠化加速、河流斷流、等等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環境問題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為此，我國政府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理論，并在國內相繼建成了部分環保模范城市。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市場制度為依托的發展。市場制度的有效性無疑已被近代的經濟奇跡所證明了。然而，經過數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人們逐漸發現，經濟賴以發展的資源在逐漸枯竭，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在不斷惡化，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場制度為主的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

1我國的環境現狀

我國環境的現狀反映出的問題，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破壞加劇，是我國目前環境的真實寫照。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忽略了經濟的發展與環境的密不可分的關系，使得我國的經濟在環境危機的狀態下運行。目前我國的環境狀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

1.1我國的環境污染呈上升趨勢

我國的大氣污染、水污染以及固體廢物污染的情況日趨嚴重。水污染狀況相當嚴重,一半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從而加劇了城市水資源的供需矛盾,許多城市出現了供水難的問題。固體廢棄物污染逐漸加重,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環境污染的加劇,必然造成一系列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由于環境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在逐年增加。環境污染給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1.2我國的生態破壞加劇我國生態環境自身的脆弱，加上人為的破壞,造成我國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自然災害呈逐漸上升趨勢。據統計在最近的半個世紀里,我國的沙塵暴已經出現過70余次；酸雨威脅已經由80年代的西南地區擴大到國土面積的40%，水土流失面積達367萬平方公里，荒漠化面積達26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27%,草地退化、沙化、堿化面積逐年增加等等。

據估計，由于生態的惡化所造成的損失已有50年代的百億元上升到90年代的千億元!從上面眾多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環境的惡化已成為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的同時也給社會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我們面對如此的環境現狀，不禁會想，除了我國環境自身的脆弱之外，對環境資源的不合理的利用甚至是無節制的濫用導致了環境的惡化，由此導致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社會關系與價值發生變化，針對這些變化，社會必然會進行投資以緩解由于變化所導致的各種矛盾，如此追加的投資必然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負擔，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環境的惡化必然會導致社會成本的增加。環境的惡化說到底是由于人的無節制的掠奪環境資源造成的，因此，在環境惡化的現象的背后隱藏著最為本質的東西，即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就是由于環境的惡化導致調節與之相關的社會關系的成本的增加。

2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的關系

我國是人口大國，占世界總人口的1/4，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成功解決發展與環境與生態的矛盾，對全世界有舉足輕重的示范作用。發展是硬道理，但并不等于賺錢是硬道理，更不等于破壞環境或毀滅生態是硬道理。

現在，“中國特色”已經成為上上下下的口頭禪，而真正的中國特色，首先是人口眾多、資源短缺，技術落后，基礎設施不足。這就使中國既不可能、也不應該以西歐或美國早期的發展模式為“現代化”的樣板和“趕超”目標。

歐美國家的現代化是建立在其早期大規模地掠奪資源破壞生態，同時伴隨著對外殖民、販奴和侵略的殖民主義擴張和帝國主義掠奪基礎上的，本土的人口與資源矛盾因為大量向外移民而得到緩解，域外的資源因為其殖民主義的政治與軍事霸權和強國的經濟與文化霸權而得到控制和支配，核心國家(占全球人口15%)和邊緣國家(占全球人口85%)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依附關系在現代化過程中得到確立。

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時候，這種不平等關系可以得到緩和；在經濟發展出現蕭條的時候，這種不平等關系則得到強化和加劇，并引發各種危機，包括戰爭。這種“以外疏內”、“以外養內”以及“以外安內”的現代化過程，是他們利用了特殊的歷史條件的特定發展道路，是發展國家不可能重復和照搬的。

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經驗，都值得中國學習和吸收，但中國不僅在國情方面大大不同于歐美，所面臨的時代與上兩個世紀也不可同日而語。

西方各國不僅已經擁有先發的優勢，而且已占有在金融、電子等高技術和無污染產業里的優勢，而與眾多在發展主義模式下正在被“郊區化”和“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被迫廉價出賣資源，在被迫從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產業。

發達國家可以不砍伐本土的森林而用域外的木材，不采本土的石油而用域外的石油，包括用取自發展中國家的豐厚利潤來緩解本土的各種矛盾，來維持本土的相對良好的環境一生態。但是，在既有的全球體系和世界格局下，中國已不能通過向外移民的方式來緩解本土的人口一資源張力，相反，只有極少數精英正在被強國有選擇地吸納；中國也不可能向外轉移環境一生態代價，相反，中國正在接受“夕陽產業”的進入和轉移，正在為此犧牲自己的森林、草原、河流、土地，而且發達國家的垃圾還通過不法商家一次次運往中國。

3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自從八十年代以來，以恢復和構建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可持續發展問題也逐步得到社會的重視，并被國家確定為發展的戰略；因此，中國只能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走堅持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發展之路。這既是對世界文明多元化發展的貢獻，也是對歐美現代文明所蘊含的創造性精神的最好的學習。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權勢和利益集團采取了忽視乃至取消社會公正、忽視乃至取消保護環境一生態的開發方案，甚至與某些跨國資本勢力的掠奪性開發聯手，從而導致了種種反社會和反生態的后果。這種現象常常被有些人以“階段論”給予辯護。

“階段論”認為現在的環境破壞只不過是階段性的，中國也可以像發達國家那樣“先污染后治理”。誠然，任何人都能理解，人類的經驗和知識的局限，通常會造成破壞與治理之間的時間差。但“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一項通則，更不是發達國家的普遍事實，因為很多發達國家的破壞根本沒有得到過治理，只不過是將破壞的后果轉嫁給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將一批批高污染產業逐步轉移到了不發達國家。

另一方面，很多環境一生態的破壞是無法在事后得到治理的，比如物種的滅絕就是一次性事件，另外很多環境一生態破壞則需要漫長的時光和巨大的投入才有可能相對緩解，比如土地的嚴重荒漠化就須窮數10年乃至更長時間之努力才可能予以緩解。

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長是為人的生存服務而不是人的生存為增長服務。當掠奪式的開發已經危及到人的呼吸、飲水和生命健康的時候，當洪水、干旱、毒氣等等已經使很多人含恨而亡的時候，當我們“豁出生存搞發展”的時候，“后治理”還有什么意義?當這種“后治理”是由某些在破壞中獲利而根本不承擔任何代價的人來宣揚的時候，它還是一種值得認真對待的理論主張嗎?

綜上所述要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必須要反思過去提高認識，認真貫徹完善環境保護的各項法律、法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向低能耗集約型、知識型經濟邁進，同時結合實際不斷加強環境保護的力度，發展是硬道理，但環境保護絕非軟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