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魯迅是一代文豪，但是魯迅自己的家事其實也挺多的，人無完人，魯迅在自己的家事的處理上其實和普通人沒有什么區別，都面臨了正常家庭遇到的各種矛盾現象，擺脫不了現實中的許多俗事的困擾。

周家兄弟失和，一種說法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愛慕虛榮，生活揮霍，花錢大手大腳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兩兄弟產生嫌隙。第二種說法則認為魯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發兄弟不和。第三種說法則是周家眾人都對羽太信子不滿，導致兄弟關系緊張，不管怎樣，魯迅一家的矛盾大多出自一個日本女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魯迅把家庭關系過于理想化，試圖大公無私就能收獲感恩，有點不切實際

魯迅生活在一個傳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里，幼年生活優渥，但是父親生病去世，家道開始中落，看盡了世勢炎涼，他一直把維護家庭，照顧弟妹當做自己的職責，周氏三兄弟從小感情也非常深厚。在幾兄弟成年后，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也是因為魯迅認為兄弟不能分家、賺錢大家花，快快樂樂一起生活。剛搬到北京時，幾兄弟甚至約定住在一起，誓死不離。

1902年，21歲的魯迅考中日本官費留學生，到東京學醫，四年后他的二弟周作人也考上了官費生，到東京學習海軍技術。兄弟二人本就感情甚篤，何況異國相逢，便與許壽裳、朱謀宣、錢均夫一起合租了大宅，雇傭了18歲的羽太信子為女傭清潔打掃大宅，還洗衣做飯。

羽太信子對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倍加珍惜，表現得很是恭謹麻利，讓人意料不到的是，她和涉世不深的周作人談起了戀愛，1909年兩人結婚生子。婚后羽太信子偷拿錢貼補父母，周作人不讓，她就鬧，而周作人當時還只是一個窮學生，性格怯弱，依賴性又重，只能跟大哥魯迅拿錢。

魯迅雖然文章言辭犀利但為人卻很心軟，自己生為長子，一心照顧寡母弱弟，所以他比較理解羽太信子資助貧苦父母，反而還覺得這是一個知恩圖報的好女子，為了幫弟弟養家，他回國到浙江找到兩份教職，還兼職日語翻譯，支持周作人在日本開銷，而周作人夫婦卻心安理得，他們認為魯迅掌管周家產業，理應支付他們的日常開支。

周作人學成回國后，魯迅又忙著張羅周作人的工作問題。在魯迅的牽線搭橋下，周作人去了北京大學工作。

兩兄弟自小就手足情深，相依為命。魯迅也一直秉持著長兄如父的理念，對周作人照顧有加。連魯迅家中都說，家里的老二周作人是一個有福之人。

但是好友許壽裳不看好羽太信子這個貧苦女傭和軟弱可欺的周作人的婚姻，對魯迅那種過于善良的照顧有過異議，他認為魯迅終有一天會被辜負，甚至升米恩擔米仇，絕對落不到好。沒想到，一語中的，在魯迅以白話文小說聞名于世，提攜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后，很快他們兄弟間就爆發了沖突。

周作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怯懦又軟弱

1911年周作人夫妻回國，周作人作了教員。而此時已成名的魯迅受邀往北京在教育部任職。魯迅一離開，在紹興老家的羽太信子就開始“興風作浪”，眾所周知，魯迅先生與夫人朱安屬于包辦婚姻，名存實亡，朱安女士老實懦弱，只知奉養婆母，羽太信子性格要強潑辣，所以周家由她當家做主，她捏緊一家財政大權，以幫忙照顧孩子為由，把弟弟妹妹也接來中國。

周作人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癥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小舅子、小姨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羽太信子在日本攻占東三省后變得仗勢凌人，甚至用日僑的身份把周作人拉到日本使館去訓話。但她同時對于周作人也是無微不至的照顧，家務活從來沒讓周作人插過手，就連帶孩子也絲毫不用操心。周作人生活上離不開信子的照顧，性格怯懦又軟弱，怕信子撒潑胡鬧，事事遷就，慢慢的畏妻如虎，被信子整得服服帖帖。

尤其是她的妹妹羽太芳子來到中國，羽太芳子當時正是十五歲的妙齡少女，時年二十四歲的周建人與兄嫂生活在一處，久而久之兩個年輕人便產生了感情。1914年2月28日兩人結婚，兩姐妹變成了妯娌，更是完全控制了周家，對周作人的影響更大，周作人最后墮落成漢奸文人，他的日本妻子起了很大作用。

經濟糾分是兄弟失和繞不開的一個話題

魯迅先生自己說“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小康人家”，其實是謙詞。魯迅出生于“書香世家”，從他的六世祖中舉人，家中出過舉人、秀才一大幫，有的還中了進士，點了翰林，據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在《恒訓》中的記述，周家從明朝萬歷年間已經是富裕之家，最富有時曾經擁有土地一萬多畝。

周家之“闊”，從住宅就可以看到。魯迅出生新臺門是一座五進院落。當地鄉間的農家院只有一進，而北京的皇家宅院故宮是九進，曲阜的孔廟也是九進。《紅樓夢》中榮國公的榮國府，也只是五進。

1919年，周家賣掉紹興老宅，花三千大洋在北京八道灣買了一幢四合院，三兄弟一起搬進去，約定誓死不離，當時住在里面的有魯迅的母親、妻子朱安，周作人夫妻及其一兒一女，周建人夫妻及二兒一女。表面上的和睦并沒有維持多久，羽太信子認為這套房子是老宅子換的，應當有周作人的一份，對魯迅作為大家長心存不滿。

魯迅和朱安沒有子女，但對侄兒侄女視同已出，魯迅成名后，收入不菲，當時的工人一月工資二塊大洋，清華大學的一年學費一塊大洋，而魯迅1924年一共收入8085元等等，月收入竟達近七百元大洋。他與周作人每月共交六百元家用，這么一大筆錢都是交給羽太芳子管理。但是不久，魯迅和周建人很快與羽太姐妹發生矛盾。

首先是羽太姐妹生活上十分奢侈，窮人乍富，把自己包裝成貴族，一下子用十幾個仆人，講究吃喝穿戴，貪圖安逸享樂，花錢大手大腳。不合意的飯菜衣物，隨手就賞給下人，出門必從轎，派頭十足，羽太還把自己的兄弟父母，甚至舅父，接來一起住，在羽太信子眼中，日本本土的東西要比中國貨好，她常常不計成本托親戚朋友從日本捎來。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銷就更大。這樣一個大家庭寄生在周家，魯迅雖不說，心里自然不滿。

為了保證自己寫作、教學、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魯迅的收入中的有一部分購置各類圖書，同時他還愛好收集古書畫文物，資助朋友學生，開支也是很大的，有時甚至還要找人借錢。搬出八道灣后，魯迅甚至說，幸虧搬出來，生活才能有一點預算。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另娶，是兄弟三人關系轉變的轉折點

周建人原來在紹興做文員，小地方開銷不大，加上有魯迅支持，經濟無憂，兩口子感情非常好，但是舉家遷到了北京后，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沒有收入，成了周建人的一個心理負擔。雖然兩位兄長待他不薄，可是錢都在羽太信子那里，即使有需求，周建人也不會開口。

相形之下，周作人和信子一家花錢隨意大方，周建人和芳子一家則拮據許多。而更為糟糕的是，芳子是信子的胞妹，見到姐姐一家生活寬裕，引起了她心理上的極大不平衡。原本周建人和芳子感情還算和睦，現在有了比較，芳子就經常抱怨丈夫無能，初時是冷眼冷語，后來發展到大吵大鬧，當著眾人給他難堪。

北京是個大都會，自然非紹興可比，芳子習慣了這里的奢侈生活，越來越瞧不起沒有工作的周建人，嫌棄他沒用，周作人于是托胡適，在上海出版社為周建人找了份工作。但是八道灣有羽太芳子的父母兄弟姐妹，還有富裕的生活，這是周建人一個小職員不能給的，她不愿去上海，只想留在北京享樂，所以周建人只好只身前往，這一去讓整個家族徹底破碎。

兩人兩地分居，關系越來越冷淡，周建人在上海另外娶了一個妻子，每月只寄幾十元家用，再不回北京。這讓在北京的羽太芳子傷心不已，想找家里的長輩魯迅討個說法，希望魯迅可以幫自己教訓一下周建人。但是魯迅對周建人的感情生活并不想介入，這引起了羽太信子的強烈不滿，公開指責魯迅作為家族大家長，沒有約束周建人在外面找女人，處事不公正，對羽太芳子不公平。在她的唆使下，周作人對魯迅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了

但是魯迅畢竟是魯迅，他和周作人的反目也是在文明的前提下進行的。魯迅日記里出現與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14日，魯迅開始一個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飯，不再跟周作人夫妻在一起用餐。魯迅是這樣記載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很大的矛盾，在魯迅的日記里，好像十分平淡和平常。而7月19號魯迅收到了一封來自周作人的信。信中寫到，請魯迅今后不要到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后院來。魯迅感到很詫異，想找周作人問個明白，但周作人不肯相見。

不久后，魯迅和周作人突然正式決裂，具體原因并不清楚，有傳聞羽太信子造謠魯迅調戲她，這種野史不足為信，大致經過是，魯迅去四合院取書，羽太信子竟拿起一本書扔向魯迅，雙方發生面對面的激烈爭吵，甚至動手了。魯迅和周作人兩個當事人對失和這件事保持了高度的沉默，都不主動發出聲明和給出解釋，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當時在場勸架的兩位友人對此事也閉口不言，從不發表看法，由此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段撲朔迷離的公案。

魯迅于是帶著妻子和母親搬出八道灣，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這里只剩下一個中國人了，而他走后，羽太信子甚至在八道灣住宅掛上了羽太寓的牌子。

周家的悲劇到此并未結束，魯迅的侄子周豐三自殺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最小的兒子周豐三還在娘肚子里，可以說一出生就被父親拋棄，在周母80壽辰的時候（這時候魯迅已經去世）周建人攜他在上海的妻子及孩子們去北京，為母親拜壽。這是周豐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父親，芳子、信子包括周作人以及周母都強烈反對周建人再娶，以至于大吵一場，芳子養大的孩子自然偏向自己的母親，芳子的長子激憤之下甚至抽出了日本軍刀。

經過這場大吵，周建人對前妻及幾個孩子徹底不再過問了，連書信都不再寄了，也不再給芳子母子四人匯一文錢，更公開聲明與前妻芳子“脫離關系”，不再認這三個子女為親生孩子。這對14歲的周豐三而言，無疑是最重大的打擊：國家日漸淪滅、大伯父魯迅去世、二伯父墮為漢奸、父親不再認他一家弱母孤幼、周家一門徹底分崩離析，這種家國的變故是雙重的，也是其時的周豐三所難以承受的。

隨著抗戰的全國爆發，全國上下一派抗日之聲，而他的母親、伯母都是日本人，他本人擁有半個日本血統，使得他極其苦悶，同學對他遠離，挖苦，譏諷，讓本來就孤僻他更加痛苦，無人加以傾訴，他的伯父也是知名漢奸，他的生活卻要依賴漢奸，周豐三多次勸說周作人，毫無效果。

1941年3月24日，他竟然想不開找到周作人警衛的手槍飲彈自盡。死時不過19歲，也相當有才華，當時還在名校輔仁大學上學。

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雖然都是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去世，但是解放后也很少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