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內，清軍都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
這是由清軍當時的裝備水平、基本作戰樣式決定的。
而一營的規模，也因實際情況而不同。
清軍入關后，由于滿、蒙、漢八旗兵大約只有20萬左右，要平定天下，不敷使用，因此，以歸附明軍為基礎，另組了一支軍隊。
這支軍隊以綠旗為標志，以營為基本建制，因此，他們也叫綠營兵或綠旗兵。
由于綠營本就大多來自歸附明軍，因此，綠營基本沿用了明軍營制。
然而，明后期的營制中，一營的人數就是不固定的。
正如戚繼光所說：一旗三隊五隊皆可，一哨三旗五旗皆可，一總三哨五哨皆可，一營三總五總皆可。
所以，明后期，一營的人數有多有少，不甚規整。大的營有3000人左右（《明御倭軍制》），小的營有4、500人（《明世宗實錄》）。
清代綠營的情況與明后期的明軍基本類似，人數有多有少，但基本上“500”可以作為一個平均值。
綠營以“營”為基本建制，要回溯到明朝后期了。
原本，明朝的基本編制為：1衛5千戶所，1千戶所10百戶所，1百戶2旗總。
然而，隨著熱兵器的發展，這種基本編制顯得笨重，不利于戰斗力的發揮。
在戚繼光等人的摸索下，明軍革新了戰法，以”一頭兩翼”或“一頭兩翼一尾”為基本隊形，再加上中軍，形成3-5的編制。
在這樣的戰法中，一個“營”可以形成一個獨立的作戰單元，因此，“營”也就成為明軍的基本作戰單位。
鴉片戰爭前，綠營的基本戰法與明后期的明軍基本一樣。
綠營也是采“一頭兩翼一尾”或“一頭兩翼”隊形，以“進步連環之法”為基本戰術進行作戰。
因此，綠營自然也就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了。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綠營“不堪用”。
此后，以湘軍、淮軍的編制法逐漸流行，后來清軍經制軍新練軍隊，也多以湘軍、淮軍的方法為基礎，因此，清軍的編制發生了較大變化。
組建湘軍時，曾國藩力求編制固定、員額固定、統領固定。
初建時，湘軍陸師每營定額為360人，在1853年底或1854年初時改為505人。
其中，一營、一哨、一什，每級各配備多少人，人員結構如何，配備哪些武器，都明細規定，做到“標準化”。
如此，組織層次簡化，便于指揮，冷熱兵器間隔配置，利于相互支援、掩護。
然而，在組建水師時，曾國藩的“固額化”遇到了挑戰。
曾國藩想仿陸師確定水師營制。
然而，實際上，各營人數的規模只能視戰船的多少而定。
不過，曾國藩還是盡可能標準化。每營多少船，各類船只每船多少人，各崗位人員結構，都力求“標準華”。
但是，由于編制一直不成熟，尤其是舢板缺乏統一指揮，因此，水戰仍常有不利。
1854年的湖口之戰中，湘軍中計，缺乏統一指揮的小船被誘出，陷入鄱陽湖內，留在長江的大船運轉不靈，缺乏保護，結果湘軍水師被一分為二，損失慘重。
此后，曾國藩完善了水師營制：一營長龍船8艘，舢板船22艘，全營30艘戰船，500人。
到1859年時，隨著湘軍馬隊的增多，曾國藩又確立了馬隊營制。
4名馬兵為1棚，6棚為1哨，10哨為1營。全營哨官10名，正勇240名，加上幫辦、字識、親兵等，一營277人。
當然，需要強調的是：上述情況只是曾國藩部湘軍的編制，在湘軍系統中，其他軍隊各有差異。
比如，胡林翼在組建“鄂軍”時規定：每營少則500，多則700，只是劃定了額度范圍。左宗棠組建“楚軍”時，其營制與曾國藩、胡林翼又各不相同。
曾國藩是文人出身，組建湘軍前并無軍事經驗。
因此，曾國藩組建湘軍，取法戚繼光。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雖然雙方都使用了不少洋槍洋炮，對戰術也做出過一些創新，但總體水平與明末時其實差別不甚大。
而且···曾國藩好歹是以的是明朝人為“模板”，太平軍的營制“模板”則更為古老。
太平軍的營制，是馮云山在紫荊山時以《周禮》為“模板”編制的···
所以，曾國藩的營制還算是“先進”的···
只能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無奈。
后來，李鴻章的淮軍，對湘軍編制做了一定的發展。
尤其是：由于淮軍的洋槍洋炮遠多于湘軍，又與“洋槍隊”接觸較多，因此在編制、訓練上做出過不少改變。
不過，正如李鴻章所說，“湘淮營制，同一家法”，總體上與湘軍是比較類似的。
湘軍、淮軍的編制方法，雖然在鎮壓太平軍、捻軍中表現出一定的優勢，但總體上與同時代的西方軍隊差距甚大，橫向對比，仍屬落后。
然而，大清卻仍以湘軍、淮軍的方法進行經制軍的改革，“徒襲湘淮成規”，可謂遺憾。
甲午慘敗后，袁世開認為，“雖由調度無方，實亦軍制之未善”。
因此，他建議：仿照德國陸軍的編制，指定新建陸軍營制。
步兵、炮兵、騎兵、工程兵4個兵種，各自獨立成營，合成作戰。
其中：步兵營，一營1554人；炮隊營，一營1651人；馬隊營，一營809人；工程隊營，一營510人。
上述數字，包含了軍官、士兵，以及文職人員、伙夫、長夫等。
對于各類人員軍餉、裝備、訓練，袁世開也都做了詳細規定。
與此同時，張之洞等人也開始操練新軍。
這些新軍的營制各不相同。
比如：張之洞的自強軍，步兵1營只有250人，騎營180騎，炮營200人，工程營100人；步兵1營只相當于德軍1個連。
與袁世開一樣，張之洞操練心軍時，也取法德國陸軍，也都堅持了4個兵種獨立成營的方式。
這種編制采用了西方列強軍隊的組織結構，設立了獨立兵種營，成為能適應近代戰爭要求的多兵種合成作戰單位，應該算是當時的一個重大進步。
當然，要真正實現多兵種合成作戰的設想，就必須在營以上再設立常設指揮機構。
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
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利于中央集權。
以綠營為例。
綠營按其所屬，分為“標、協、營、汛”。
其中，標與協、營之間，只有統屬關系，沒有從屬關系。
也就是說，總督、巡撫，可以依命令指揮各營，但在平時，對各營只有監督之權，管理權限十分有限。
所以，營，以及被分散各地的汛，“化整為零”，不足以尾大不掉。
但弊端也是明顯的。
以“營”為作戰單位，在鎮壓國內起義時尚可，但在應對大規模近代戰爭時卻暴露避短。
以平壤之戰為例。
當時，左寶貴一個人直接統轄了15個營！
由于營以上沒有常設指揮機構，各營都直接聽命于左寶貴一人。
可是，在近代戰爭中，火力兇猛，戰場范圍大，左寶貴根本不可能實時觀察到各營的戰事，而各營之間又沒有配備電報、電話等通訊工具，左寶貴一個人怎么可能掌握各營的實際情況呢？
因此，甲午陸戰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清軍將士阻擊堅決，日軍遇到挫折。然而，日軍往往能找到清軍各營的結合部實施打擊。由于清軍各營缺乏持續、高效的統一指揮，往往無法對此一籌莫展，并很快失敗。
因此，甲午戰爭中，小規模作戰時，清軍尚能一戰，但作戰規模越大，清軍表現越差！
顯然，這種編制是無法適應近代戰爭要求的。
1902年，袁世開上奏，建議模仿日本陸軍的編制創練北洋常備軍。
北洋常備軍以鎮為基本作戰單位，每鎮轄步兵2協，每協轄2標，每標轄3營，每營轄4隊，每隊分3排，每排計3棚，每棚14兵。此外，每鎮還直轄炮隊1標3營，馬隊1標4營，工程隊和輜重隊各1營，全鎮共21營，兩鎮合1軍。
常備軍編制與日軍師團基本相似，只是由于護兵、夫役等非戰斗人員多，一鎮總數比日軍一個師團多3000余人。
因此，常備軍編制已是一個比較符合近代化要求的軍事編制。
當然，對大清來說，風險也加劇了。
北洋六鎮，上下之間組織嚴密，再不是以前以營為單位的松散配置。
專業化的軍隊，需要專業化的人才。但當時專業化人才十分有限，而北洋軍又繼承了淮軍“兵為將有”的習氣，各級將官之間羈絆關系極強。
無疑，這給袁世開迫清帝退位創造了條件。
清朝初期，綠營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是承襲了明末軍制。
這基本上符合明末清初時期的裝備水平和戰術特點，能夠形成一定戰斗力，同時又有利于朝廷“化整為零，分而治之”。
綠營沒落后，曾左李等人又取法戚繼光，以新營制組建湘軍、淮軍。
一時應急，本無可厚非，但大清卻以此為方向組建新式練軍。
鴉片戰爭后，當日本悉心學習法蘭西、普魯士的軍制時，大清卻只愿學習西洋裝備，仍“襲湘淮成規”。
甲午戰爭后，袁世開等人初則以德國陸軍的編制新建營制，后又以日本陸軍的編制創建北洋常備軍，以鎮為基本作戰單位。
傳承且基本不落后，到舉步不前、勉強維系，再到放棄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這既是大清營制的發展沿革，也是大清王朝的歷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