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什么情況下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深狂風大聲吼叫，狂風卷走了我屋頂上好幾層茅草。茅草亂飛渡過浣花溪散落在對岸江邊，飛得高的茅草纏繞在高高的樹梢上，飛得低的飄飄灑灑沉落到池塘和洼地里。

南村的一群兒童欺負我年老沒力氣，竟忍心這樣當面做“賊”搶東西，明目張膽地抱著茅草跑進竹林里去了。我費盡口舌也喝止不住，回到家后拄著拐杖獨自嘆息。

不久后風停了天空上的云像墨一樣黑，秋季的天空陰沉迷蒙漸漸黑了下來。布質的被子蓋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鐵板似的，孩子睡覺姿勢不好把被子蹬破了。如遇下雨整個屋子沒有一點兒干燥的地方，雨點像下垂的麻線一樣不停地往下漏。自從安史之亂后我的睡眠時間就很少了，長夜漫漫屋子潮濕不干如何才能挨到天亮？

如何能得到千萬間寬敞的大屋，普遍地庇覆天底下貧寒的讀書人讓他們喜笑顏開，房屋遇到風雨也不為所動安穩得像山一樣。唉！什么時候眼前出現這樣高聳的房屋，到那時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風吹破自己受凍而死也心甘情愿！

這首詩可分為四節。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韻，“號”、“茅”、“郊”、“梢”、“坳”五個開口呼的平聲韻腳傳來陣陣風聲。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勢迅猛。“風怒號”三字，音響宏大，猶如秋風咆哮。一個“怒”字，把秋風擬人化，從而使下一句不僅富有動作性，而且富有濃烈的感情色彩——詩人好不容易蓋了這座茅屋，剛剛定居下來，秋風卻怒吼而來，卷起層層茅草，使得詩人焦急萬分。

“茅飛渡江灑江郊”的“飛”字緊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沒有落在屋旁，卻隨風“飛”走，“飛”過江去，然后分散地、雨點似地“灑”在“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很難弄下來；“下者飄轉沉塘坳”，也很難收回來。“卷”、“飛”、“渡”、“灑”、“掛罥”、“飄轉”，一個接一個的動態不僅組成一幅幅鮮明的圖畫，而且緊緊地牽動詩人的視線，撥動詩人的心弦。

詩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沒有抽象地抒情達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觀描寫之中。這幾句詩所表現的場景是：一個衣衫單薄、破舊的干瘦老人拄著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著怒吼的秋風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層又一層地卷了起來，吹過江去，稀里嘩啦地灑在江郊的各處。他對大風破屋的焦灼和怨憤之情，不能不激起讀者心靈上的共鳴。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這是前一節的發展，也是對前一節的補充。

前節寫“灑江郊”的茅草無法收回，除此以外，還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卻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無力”五字宜著眼，如果詩人不是“老無力”，而是年當壯健有氣力，自然不會受這樣的欺侮。“忍能對面為盜賊”，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盜賊。但其實，這不過是表現了詩人因“老無力”而受欺侮的憤懣心情而已，決不是真的給“群童”加上“盜賊”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辦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無可奈何罷了。用詩人杜甫的《又呈吳郎》一詩中的話說，這正是“不為困窮寧有此”，詩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窮，就不會對大風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為他十分困窮，也不會冒著狂風抱走那些并不值錢的茅草。這一切，都是結尾的伏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正是從“四海困窮”的現實基礎上產生而來的。

“歸來倚杖自嘆息”總收一、二兩節。詩人大約是一聽到北風狂叫，就擔心蓋得不夠結實的茅屋發生危險，因而就拄杖出門，直到風吹屋破，茅草無法收回，這才無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當然又與“老無力”照應。“自嘆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詩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嘆息，未引起別人的同情和幫助，則世風的淡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嘆息”的內容，也就十分深廣。當他自己風吹屋破，無處安身，得不到別人的同情和幫助的時候，聯想到類似處境的無數窮人。

作者嘆息的內容有三：1．自己的苦；2．周圍人的苦；3．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痛苦。

第三段共八句，寫屋破又遭連夜雨的苦況。

“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兩句，用飽蘸濃墨的大筆渲染出暗淡愁慘的氛圍，從而烘托出詩人暗淡愁慘的心境，而密集的雨點即將從漠漠的秋空灑向地面，已在預料之中。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兩句，沒有窮困生活體驗的作者是寫不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寫布被又舊又破，而是為下文寫屋破漏雨蓄勢。成都的八月，天氣并不“冷”，正由于“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所以才感到冷。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兩句，一縱一收。一縱，從眼前的處境擴展到安史之亂以來的種種痛苦經歷，從風雨飄搖中的茅屋擴展到戰亂頻繁、殘破不堪的國家；一收，又回到“長夜沾濕”的現實。憂國憂民，加上“長夜沾濕”，詩人自然不能入睡。“長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覺夜長，還因自己和國家都在風雨飄搖中掙扎而覺得夜長。“何由徹”和前面的“未斷絕”照應，表現了詩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這種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鐵的艱苦處境激發出來的。于是詩人由個人的艱苦處境聯想到其他人的類似處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過渡到全詩的結尾。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間用九字句，句句蟬聯而下，表現闊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詞如“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歡顏”、“安如山”等等，又聲音洪亮，從而構成了鏗鏘有力的節奏和奔騰前進的氣勢，恰切地表現了詩人從“床頭屋漏無干處”、“長夜沾濕何由徹”的痛苦生活體驗中迸發出來的奔放激情和火熱希望。這種感情，詠歌不足以表達，所以詩人發出了由衷的感嘆：“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抒發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感，表現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為人的高尚品格，詩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現得淋漓盡致。

此詩作者抒發的情懷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抒發的情懷基本一致。也表達了作者關心民間疾苦，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

俄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曾說：“任何一個詩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寫他自己而顯得偉大，不論是描寫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寫他本身的幸福。任何偉大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進了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因為他是社會、時代、人類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這首詩里描寫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單純地描寫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過描寫他本身的痛苦來表現“天下寒士”的痛苦，來表現社會的苦難、時代的苦難。他也不僅僅是因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嘆、而失眠、而大聲疾呼，在狂風猛雨無情襲擊的秋夜，詩人腦海里翻騰的不僅是“吾廬獨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這種熾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變革黑暗現實的崇高理想，千百年來一直激動讀者的心靈，并發生過積極的作用。

這首詩描繪秋夜屋漏、風雨交加的情景，真實的記錄了草堂生活的一個片段。末段忽生異境，以切身的體驗，推己及人，進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丟在一邊，設想大庇天下寒士的萬間廣廈。這種非現實的幻想建立在詩人許身社稷，饑溺為懷的思想基礎上；而博大胸懷之表現，則使作品放射出積極的浪漫主義光輝。全詩語言極其質樸而意象崢嶸，略無經營而波瀾疊出，蓋以流自肺腑，故能扣人心弦。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原籍湖北襄陽，后徙河南鞏縣。 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后游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后，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后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時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遠祖為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 [2] 杜甫與唐代另一大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祖籍襄陽（今屬湖北），曾祖父杜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生于鞏縣。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后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后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里欣賞過畫圣吳道子畫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后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夸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731年），十九歲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 [7] 。二十歲時，杜甫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這時他父親正在兗州做司馬，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于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游。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

天寶四載（745年），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范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后就再也沒有見面。

困守長安

天寶六載（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陜西省蒲城縣）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短期任職

至德二載（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蜀中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樂山）、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舟中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冬天的時候漂泊到湖南岳陽，泊舟岳陽樓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陽樓，憑軒遠眺，面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想到自己晚年漂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感慨萬千，于是寫下了《登岳陽樓》 。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 時年五十九歲。

主要成就

詩歌成就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 ，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杜甫

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斗爭，慷慨激昂。

。王禹偁、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注等專書，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 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 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 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 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匯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 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杜甫書法《嚴公九日南山詩》拓本 ，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 ，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 ，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 。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 ，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大歷五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