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需要的是固步自封也就是一味的模仿過去還是需要與時具進？

你這個問題問的不好，確切的說，是遣詞造句不當，無論固步自封還是“一味的模仿過去”，其詞或者其句子都有明顯的貶義，而“與時俱進”這個詞，起碼在今天是官方常用的褒義詞，既然你已經定性了，問的還有什么意思呢？

或者這樣問：中國當今文化更需要突破創新，還是堅守傳統？前者可能導致中國文化迷失，后者則可能導致固步自封，你怎么認為？

那么我的看法是：

1、中國文化曾經有過很長一段時間是以堅守傳統為主的，突破創新、思變求變很少，自宋以后，至清末，中國文化就是以堅守傳統為主的，突破創新不是沒有，元曲、明清小說都是宋以后的文化突破創新的重大成果，使得中國文化登上了幾個高峰，但是，元明清尤其明清兩朝，中國文化總體傾向于堅守傳統，突破的時候不多、突破的領域不多、突破的高峰也不夠高，元曲和明清小說是屬于中國文化高峰成果，但是仍然不能和唐詩宋詞相提并論，尤其明清小說，除了四大名著、《金瓶梅》外，從藝術價值角度說，都算不上小說的上乘精品之作，大都處于評書的水準，口水多，故事情節多，但人性挖掘深度和廣度都遠遠不足，即便是探討中國社會層面，也大都拘泥于忠君愛國、郎才女貌，最高境界是“仁義禮智信”和三從四德，可以說直至清末，中國文化的內核即思想認識以及藝術的整體境界，不但沒有超越宋朝，甚至還有所倒退了——思想認識有所倒退、藝術價值水準也有所下降，以致到了民國初期即發生了五四運動，中國文化人終于忍無可忍，開始了一場在文化領域尋求創新與突破，尋求變革，尋求進步。

2、其實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不能與時俱進的，一味的堅守傳統，卻不尋求創新與突破，或者至少很少主動尋求創新與突破的，其必然結果是固步自封，然后開始倒退，直至完全沒落、衰亡。這個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史上有著無數個例子可以證明，中國歷史發展到清朝末年、民國初期時，文化方面幾乎是大倒退的，無論從文化的廣義角度來說，還是從狹義的文化藝術角度來分析，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都遠不如唐宋時期——宋朝是中國文化的最后一個高峰迭起的朝代，明清開始節節倒退，直至清末民初，如果不是民國初期的一些文化人發起了五四運動，中國傳統文化真的可能變得極其腐朽、跡近衰落，你只要看看明清兩朝真正可以媲美唐詩宋詞的那些大家的幾乎沒有，納蘭性德可以說是明清兩朝寫詩詞的頂峰人物了，但起碼我個人是認為納蘭性德的詩詞相比唐詩宋詞的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詩詞大家，遜色一個層面。更不要說明清兩朝的整體詩詞，幾乎說不出幾個頂尖的詩人詞家來。文章方面，明朝已經開始倒退，再也沒有出現過唐宋八大家等類似境界水準的文人，尤其開始了八股文流行，而到了清朝，八股文不但沒有衰落，反而大發展了，文章徹底淪落成了一種格式文，個人的自我創作能力被徹底的遏制了。如果堅守傳統，到了徹底放棄創新突破，那無異于固步自封，所以明清兩代的文化，即便在藝術以外的領域，也嚴重缺乏頂峰作品，甚至連瓷器，宋朝時也可謂發展到了頂峰狀態，出現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窯并稱于世的現象，可到了明清兩代，就只剩下一個景德鎮“一統天下”了，生產到了鼎盛，突破創新卻很少，以致到了民國時期，中國的瓷器差不多也淪落了不少。

3、再看我國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文化，中國政府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就實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政策了，為什么要保護？因為不保護，很多少數民族文化就可能衰落、甚至衰亡。為什么？一個明面上的道理很簡單，就是少數民族文化太少創新和突破，但少數民族人數太少，又受到政治方面的種種影響和制約，這個說起來就復雜了，總之有其客觀原因，但也有主觀原因，但不創新和突破，就容易衰落乃至衰亡，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實橫向看，比如唐詩宋詞，明清兩代幾無創新與突破，直至清末已經沒有詩詞大家了，就算有人認為某某人在古典格律詩詞方面多么厲害，那也不可能超越唐詩宋詞，后來白話文運動可謂徹底斷絕了唐詩宋詞的創新和突破的道路，所以現在我們玩唐詩宋詞，只不過是一種戀舊、一種小眾的玩好，猶如某些有錢人玩古董道理差不多，只不過我們比他們高雅一些、沒有銅臭味而已，但性質是一樣的，不可能在唐詩宋詞領域有所創新和突破，尤其不可能令其從發揚光大成為當今文化主流形式之一。

4、但是談論創新和突破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宋詞相對于唐詩，是詩領域的一大創新，詞是一種音樂文學，它的產生、發展，以及創作、流傳都與音樂有直接關系。以一種音樂曲子配和一段詞，這樣的形式作品大約到中唐時期，詩人張志和、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等人開始寫詞，把這一文體引入了文壇，直到晚唐，這樣的詞體形式已經發展的很成熟了，但是高峰卻出現在北宋，產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詞人，名篇佳作層出不窮，并出現了各種風格、流派，一個文化高峰出現了。而唐詩相對于前代的詩形式，又是一大創新和發展高峰，它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傳統，而且大大發展了歌行體的樣式，不僅繼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詩，并且發展為敘事言情的長篇巨制；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運用，還創造了風格特別優美整齊的近體詩。后來的元曲、明清小說也都是一種文化形式甚至內容上的創新、突破及其發展到高峰狀態。但是，明朝時期發明、清朝時期發展到一種極致狀態的，卻不是一種文化創新，而是一種文化倒退，它的形式改變，沒有賦予文章作品更具魅力、更具美感、更具生命活力，反而讓文章變的死樣怪氣、陳腐黯然，寫文章的人極少創新，更多靠背誦大量的前人文字和依靠熟練的固定形式，所以八股文成就不了一篇藝術作品，只是寫出了一篇格式文。同樣，文革時期產生的樣板戲，雖然在形式上對京劇有所創新，但是由于內容上有明確的政策要求和固定模式要求，甚至在唱腔和人物對應上也有固定要求，正面人物肯定必須唱的高亢激昂的，壞蛋的唱腔必須低沉、彎彎繞的，結果這樣的創新也讓樣板戲最終也走進了死胡同。

5、文化創新和發展必須遵守一些基本規律，文化規律、藝術規律，它們就是自由的體制、自由的思想環境以尋求突破的情感與理性的高度融合后的強烈欲求，文化創新和發展很難人為強制要求，籌組幾個創新小組、團體，強行尋求一種文化形式的創新，這是不可能的，無論那一層面的文化創新，都無法人為強行要求，無論來自哪一個層面的要求，所以文化創新又和科技創新不同，科技可以籌組一大群科學家，封閉在一個研究機構內，攻堅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多年、幾十年，就可能在科技的某個領域獲得重大創新，但文化恐怕不行，你把一萬個詩人圈在一個文化機關大院里，即使給他們十萬元一個月，他們最多可以寫出數量可觀的詩詞，但未必能夠將詩這種形式的藝術弄個什么重大創新來。郭沫若等五四時期的詩人寫的《女神》等一類的現代詩，不是冥思苦想出來的，而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必然發展，當年類似郭沫若這樣的新詩詩人，不是郭沫若一個，而是有一批，后來發展到了一大批，甚至出現了不少新詩詩社，令中國文化藝術形式中詩這一個領域，真正的有了突破性的、革命性創新，也讓中國詩領域又重新煥發出生命力。

6、文化創新乃至發展，中國五四時期是借鑒了西方文化，所謂拿來主義，中國文化因此而重獲生命力，當明清小說時期中國文化如果開放向世界的話，那么中國當時寫小說的作家們應該看到西方人已經將小說這一形式，有了另一種發展，而且可能是更好的發展，《紅樓夢》初版時間一般認為是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而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就已經分兩部分岀版其長篇反騎士小說《唐·吉坷德》，我這里無意比較它和《紅樓夢》誰更偉大，各有藝術境界，問題是人家更早，我主要想說的是一個不斷改革的、全面開放的國家與民族，會更有利于文化創新和發展，如果《紅樓夢》等中國創作出四大名著時期中國是對世界開放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可以比較自由的走出去、走進來，中國早點接觸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作品，包括美術、音樂、文學等等，早點閱讀到德國歌德的《浮士德》、英國笛福的《魯濱遜飄流記》或者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等小說，欣賞到達芬奇、倫勃朗等人的油畫，欣賞到貝多芬、巴赫等人的音樂，中國的清朝時期也許就可以發展出又一個可以媲美唐詩宋詞的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化高峰來，或許這個文化高峰會更龐大、更高、更強。可惜，中國人接觸到西方先進文化晚了一、二百年，中國的小說是直到魯迅創作的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時才運用上了西方文學中小說的一些技巧，卻也終于成就出了一篇很具有中國特色的偉大短篇小說。所以，文化創新、發展、突破，都離不開一個全面開放的時代環境。

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