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自媒體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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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在漢朝絕對是歷史領域的“大V”，另外所寫的《史記》里面有虛構的成分。

為什么說司馬遷是個“自媒體”作者

漢代的太史令并沒有寫歷史的職責。司馬遷寫《史記》是子承父志，完全屬于他個人的一種“業余”活動。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將修史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壯志未酬。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3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可見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不是職責所在或者受到皇帝的命令。

后來，司馬遷因“李陵事件”按罪當斬，后來選擇以腐刑贖身死。

他并不怕死，但他害怕身死名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希望借助于《史記》一書而揚名后世，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另外，他父親的遺愿尚未實現。他需要活下來，以便將父子兩代的心血最終轉換為一部不朽的巨著。

因此，司馬遷寫《史記》一是為了揚名后世，二是為什了完成父親的遺愿。因此可以說是個自由創作者。

為什么說《史記》中有很多虛構成分

首先，《史記》本質上是一部求真求實的歷史學著作。為了編寫《史記》，司馬遷曾利用他做太史令的職務讀遍了“石室金匱之書”。所以魯迅首先表彰它是“史家之絕唱”，然后才說它還是“無韻之離騷”。

在《史記》中，司馬遷總是直截了當地敘述他所知道的事實情況，而一點也不會為了替尊者、替有權有勢者遮掩什么而使用所謂“曲筆”。

西漢的開國功臣大多數出身低下，周勃靠為人吹簫送葬為生，樊噲是殺狗人的兒子，欒布是酒店里的跑堂，灌嬰稍微好一點，是販綢緞的小買賣人。司馬遷身為漢人寫本朝的歷史，卻對這些都一概直書，毫無忌諱。甚至對皇家的丑事，他也照寫不誤。劉邦貧賤時被他父親罵作“無賴”，審食其與劉邦的寡妻呂太后不清不白，諸如此類的事情都被司馬遷寫進他的《史記》。

司馬遷能夠做到“直書其事”或者“直筆”，主要是說他對自己所記錄的事情不愿意加以故意的隱瞞或篡改；是說他知道某事如何，就一定照著那樣子把它講述出來。

但是，在《史記》講述的故事中，肯定加入了不少由講述者添加在里面的想象成分。

我們都知道，劉邦陣營里最會打仗的人是韓信。當劉邦被項羽射中胸口、接著又被楚軍圍困之時，韓信卻在項羽分封的齊國大打勝仗。因為自己差不多滅了齊國，韓信從前線送一封信給劉邦，要求劉邦封他一個“假齊王”。

劉邦讀完這封信勃然大怒，罵道：“我被楚軍重重圍困在此地，從早到晚盼望你來救我。你卻只想到要做什么‘假齊王’。”坐在劉邦身邊的張良、陳平一聽急了，連忙在桌子底下踹了劉邦一腳，把嘴附到劉邦耳邊，輕聲對他說：“目前形勢對我們不利，韓信如果自立為王，你能禁止得了嗎？不如順水推舟，封他一個王，把他籠絡起來，使他不至于反叛。否則很可能會有麻煩。”劉邦一下子明白了，連忙接著前面的話轉彎說：“大丈夫想做諸侯，就應當做真王，還要做假王干什么？”他立即派張良趕到韓信軍前，封他為“齊王”，同時調發韓信的援軍來解自己的圍。

這個故事十分精彩。但是張良、陳平在桌子底下踩劉邦的腳，這是誰看見的？兩人貼著劉邦耳朵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在場的人們真正能看見的，至多也只是張良和陳平與劉邦交頭接耳的情景而已。其他情節無非是講述者根據事態演變的邏輯線索補充進去的。

另一方面，《史記》在“發掘”某些當時已所知很少的事件或人物時，由于素材的缺乏而不得不李代桃僵乃至化虛為實。《史記》塑造的屈原形象，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證。

直到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屈原在人們的印象里，不過是一個過度敏感和自尊而偏偏又懷才不遇的文學家而已，他在先秦文獻中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記錄。

他塑造屈原的形象的依據：一是由屈原本人所寫、也包括后人依托屈原之名創作的那些被稱為楚辭的作品；二是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遵照武帝命令撰寫的《離騷傳》。

在《史記》中司馬遷筆下的屈原是一位以勇于一死來向黑暗、罪惡的社會勢力進行抗爭的道德英雄。

最后，司馬遷其實還特別愛好講述生動曲折的故事。他既講究“實錄”，但也抑制不住“愛奇”的心性。《史記》關于戰國歷史的敘述，有將近一半可能來源于一本類似于《戰國策》的故事集。

《戰國策》顯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記載。看來司馬遷并沒有仔細地考慮過，在這本書所記載的許多巧妙的陰謀故事里，究竟哪些才真正經得起推敲、因而值得寫進嚴肅的歷史著作里去。

結語

司馬遷和他的《史記》在歷史上上超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后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對后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