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為什么沒使唐朝滅亡？
安史之亂是李唐王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安史之亂使中國人口由九百萬戶銳減到二百萬戶，當然減少的人口不一定全都死了，也有一部分是在戰亂中成為脫離國家戶籍統計的流民，但不管導致人口銳減的因素中具體有多少死者和多少成為流民者，至少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形勢的動蕩。長安、洛陽都因遭到嚴重的破壞而日漸衰敗，大量人口為躲避戰亂而向南遷徙導致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由于唐軍主力忙于應對叛亂而導致西域逐漸被吐蕃、大食等國占據，而在安史之亂平定后藩鎮割據已成為李唐王朝的政治常態。然而這場動亂盡管直接導致李唐王朝由盛轉衰，卻并未導致李唐王朝的滅亡，那么為什么聲勢浩大的安史之亂最終并沒摧毀李唐王朝呢？
其實安史之亂的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從一開始就已注定，導致其失敗的最關鍵原因不在于作為對手存在的唐軍，而在于安史叛軍內部。別看安史叛軍看似聲勢浩大，然而卻沒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充其量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而已。安史叛軍在攻陷東都洛陽后被唐軍阻擊在潼關之下，當時安史叛軍需要分兵把守此前已攻陷的各地，因此在潼關前線只有2萬人馬，然而駐守潼關的卻是唐軍名將哥舒翰率領的20萬大軍。安祿山一看這形勢氣得大罵手下：“你們都勸我造反，說是萬無一失。現在萬無一失在哪兒呢？”這時他的手下是如何寬解他呢？結果他們上來就說：“縱事不成，收取數萬眾，橫行天下，為一盜跖，亦十年五歲矣”，而安祿山聽到這話的反應居然是大喜。合著他起兵從一開始就已計劃著流落江湖當個土匪頭子，茍延殘喘個十年五年的，這咋看都不像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有什么樣的領導就能帶出什么樣的下屬，可以說安祿山帶領下的叛軍集團就是不折不扣的烏合之眾。事實上當時天下承平日久，唐朝政府軍早已未經戰陣，在軍事實力上是難以與如狼似虎的叛軍爭鋒的，這其中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令安祿山一度心煩意亂的潼關之戰最終竟以20萬唐軍敗于2萬叛軍告終。然而在具體戰場上一再失利的唐王朝卻在政治、經濟、軍事各領域占據著戰略優勢——唐軍有著明確的戰略目標和作戰意圖，在政治上占據著民心大義，在經濟上仍牢牢控制著富庶的江南和巴蜀；反觀叛軍方面真把自己當土匪了，以致于所過之處就是忙著搶東西，然后就往范陽老家運，叛軍似乎從來沒想過如何持續穩固地經略已占領的地區，因此也始終沒能在占領區建立穩固的統治，當地百姓無不對叛軍恨之入骨。可以說盡管就戰術層面而言：叛軍幾乎在每次具體戰役中都能戰勝唐軍，但就戰爭潛力而言：唐軍具有更大的優勢，一旦戰事持久僵持下去只會使唐軍的優勢表現得更明顯。
盡管叛軍的失敗是一個必然趨勢，然而這時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使叛軍的劣勢更快暴露了出來——安祿山病了。其實嚴格意義上這也不完全算是一個偶然事件，因為據史書記載：安祿山的體重高達350斤，而唐朝的350盡換算成今天的標準大約是400斤左右，以致于他洗澡的時候都沒法自己穿衣脫衣，必須兩個人先托著他肚子，然后一個親隨跪在地上，一邊拿腦袋頂著他肚子，一邊給他系腰帶。胖到這種生活不能自理的狀態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居然到五十多歲才病發。他這病一發作起來那可真是有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一時間安祿山渾身上下都長了很嚴重的疽瘡，眼睛還失明了。而此時距離他起兵造反僅僅只過去了一年多。
安祿山是一個嚴酷暴虐的人，哪怕對自己身邊的親人和手下也都是如此。生病后的安祿山就更加變本加厲了：連輔佐他起兵的肱骨之臣嚴莊和近侍李豬兒等人也都遭到鞭打，一時間叛軍內部對安祿山敢怒不敢言。偏偏這時安祿山又還動了廢立太子安慶緒的念頭，結果安慶緒勾結嚴莊、李豬兒等人先下手為強。盡管作為對手的李唐皇室也發生了太子李亨架空父皇李隆基的馬嵬坡之變，但李唐皇室多少還有一套政治傳統，做事要考慮政治上的影響，所以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最終實現了權力的妥協，忠于李唐王朝的各路人馬得以一致抗擊叛軍。然而安史叛軍卻沒這樣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傳統：安慶緒不僅終結了老爹的政治生命，更是把老爹直接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雙目失明的安祿山根本沒發現刺客已來到身邊，直到被刀刺入腹部后才在劇烈的疼痛之下聲嘶力竭地嚎叫道：”快來人呢！這是家賊作亂呀！”不過根本沒人理他，于是安祿山就這樣死了。
相比唐玄宗李隆基和唐肅宗李亨父子之間的權力交接而言：安祿山之死對安史叛軍造成了巨大影響——安史叛軍本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并沒形成明確的君臣理念。在各路叛軍大將眼中安慶緒不過就是一個乳臭未干的毛頭小子，本就沒多少敬畏之心，再加之安慶緒的弒父篡權之舉缺乏法統地位，于是各路叛軍大將都各自在心里盤算起自己的小九九。這時的安史叛軍實際上已分裂為洛陽和范陽兩個權力中心：洛陽的權力中心控制在安慶緒手中，而留守在叛軍老巢范陽的是叛軍大將史思明。由于叛軍長期以來將從各地搜刮的物資財寶都囤積在范陽，同時范陽又遠離主戰場，于是漸漸地范陽集團的實力超過了洛陽集團。公元758年唐軍集中優勢兵力對盤踞在洛陽的安慶緒發起進攻，這時各路叛軍大將幾乎都選擇了按兵不動，安慶緒被迫逃到鄴城。這時史思明發兵擊退了唐軍，不過這對安慶緒而言并非什么好事，因為占領了鄴城的史思明直接把他宰了。
安慶緒殺安祿山使叛軍內部的分裂狀態呈現出明顯化的跡象，而史思明殺安慶緒又導致了叛軍內部的第二次分裂。參照歷史上權臣篡位的慣例：史思明本來應當把安慶緒供起來當個傀儡，哪怕以“弒父”罪把他殺了，也該擁立一個安祿山的兒子當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培植自己的勢力，待時機成熟再行篡位。哪怕壯壯樣子也要走個流程，然而什么政治流程之類的在史思明這兒都沒當回事，這再次印證了我在上文的論斷：叛軍就是一群沒任何戰略目標和政治色彩的烏合之眾，但凡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內部的分裂。然而安史叛軍的分裂并未就此結束：史思明和安祿山一樣動了廢立太子的念頭，于是歷史再次重演——史思明的太子史朝義在761年春先下手為強干掉史思明。史思明死后叛軍系統勉強接受史朝義作為他們的新主子，但實際上這時叛軍內部各路人馬都已是各自為政。盡管就叛軍整體戰斗力而言仍強于唐軍，但具體到每一小股叛軍身上就是另一個概念了。李唐王朝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是適時推出“首惡必辦，脅從不究”的政策——死活盯著史朝義一個人窮追猛打。最終眾叛親離無路可走的史朝義以自縊的方式終結了這場持續八年的叛亂，然而那些按兵不動的叛軍將領們隨即接受了李唐王朝的改編，于是他們在換了一身馬甲之后繼續關起門來當自己的土皇帝、山大王。盡管安史之亂被平定了，然而藩鎮割據的現象就此形成，李唐王朝日漸由盛轉衰，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李唐王朝后期就從此一蹶不振了，事實上在此之后李唐王朝仍得以維持150年左右的統治。之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亂后還能支撐150年之久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話總結：用江南賦稅供養神策軍以威懾地方，再說得具體點就是江南的賦稅收入成為了安史之亂后支撐唐王朝的經濟基礎；而神策軍則成為了安史之亂后支撐唐王朝的軍事支柱。
安史之亂后包括長安、洛陽兩京在內的北方大地慘遭荼毒，在此之前北方地區的人口多于南方，經濟上也更加富裕，然而安史之亂中大量北方流民為躲避戰火和饑荒而逃亡南方，造成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中晚唐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已是依賴于江南和四川地區，由于安史之亂并沒波及到這些地區，于是出現了韓愈口中所謂的“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通過大運河可以把南方的錢糧直接運輸到北方，江南賦稅以及運河的暢通對李唐朝廷的重要性在唐德宗時期得到了絕佳的驗證——當唐德宗有一次得知江南的糧食運到長安后竟興奮地跑到東宮對太子歡呼：“江南的糧食到了，咱們父子倆得救了！”既然江南的糧食賦稅對朝廷如此重要，那么唐王朝自然要加強對江南賦稅的管理，由此啟動了以管理江南賦稅為核心的中晚唐財稅制度改革序幕：其實早在安史之亂尚未平定時宰相第五琦就曾通過超發貨幣、專賣食鹽等辦法解決軍費問題，但這種飲鴆止渴的理財手段副作用極大。到了代宗朝杰出的理財家劉晏將第五琦食鹽專賣法中政府全面壟斷購、運、銷的模式改為發放運銷許可證，鹽商從國家獲得運銷許可證后即可參與食鹽貿易，而鹽商出于逐利性天然比政府壟斷食鹽購、運、銷的模式更具有效率。與此同時劉晏通過建立常平倉收購糧食的辦法增加了國家的糧食儲備，在災年則開發常平倉賑濟災民以穩定民心。劉晏理財的重點在于疏通運河、督造漕船：他曾以市場價10倍的工錢聘請造船工人，在當時朝廷財政緊張的狀態下此舉曾飽受爭議，然而劉晏給出了自己的邏輯：只有讓具體經辦者撈足了好處才會將國家的漕船造得結實，我們現在看似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可在將來可以大大節省漕船的維護成本。后來的事實證明了劉晏的判斷，不過劉晏這一系列措施主要集中在治標層面，并沒對唐朝的財稅制度進行變革。到了德宗朝宰相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不僅拓寬了征稅的廣度，也對促進稅負公平、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積極作用。“兩稅法”頒布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間就有了1300多萬的兩稅收益，這比“兩稅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財賦收入還要多出百萬兩。
安史之亂的平定并非單純依賴于唐王朝的中央軍，事實上地方藩鎮節度使中也有相當部分忠于李唐王朝者參與到平叛過程中，與此同時安史叛軍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殺安慶緒、史朝義殺史思明。實際上安史之亂的平定與其說是唐王朝消滅了安史叛軍不如說是安史叛軍內部的分化瓦解使唐王朝得以集中精力消滅史朝義這一核心叛亂人物，這時有相當多的叛軍將領實際上是作壁上觀。正因為如此安史之亂平定后的唐王朝其實是無力解決藩鎮割據問題的，不過藩鎮倒也不完全是和朝廷處于對立關系的——中晚唐的藩鎮勢力大致分為四類：范陽、成德、魏博河北三鎮是直接由名義上歸順朝廷的安史叛軍余部演變而來，所以是對朝廷最不恭順的；山東、河南地區的藩鎮主要是負責震懾河北三鎮的；西北藩鎮則多為防備吐蕃、回鶻等外族勢力的；江南藩鎮在所有藩鎮勢力中是最弱的，他們無力挑戰朝廷的權威，實際上扮演著為朝廷收繳賦稅的角色。在這四類藩鎮中西北、江南的藩鎮基本上對朝廷不具有威脅性，山東、河南地區的藩鎮盡管是為震懾河北三鎮而存在的，但他們往往在朝廷和河北三鎮之間首鼠兩端以盡可能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具備一定的威脅，當然威脅最大的還是河北三鎮。李唐朝廷為應對來自河北三鎮以及首鼠兩端叛服不定的山東、河南等地的藩鎮一方面利用藩鎮之間的矛盾令其彼此牽制，另一方面重整中央禁軍——安史之亂前唐朝的禁軍分為兩大系統：一是沿襲自北周、隋以來的府兵十二衛，二是自高祖李淵晉陽起兵的老班底中選拔出來的元從禁軍經歷次擴編發展而來的龍武軍。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老牌禁軍戰績不佳，反而上演了逼迫唐玄宗縊殺楊貴妃法馬嵬嘩變，與此同時一支原來駐守在帝國西部邊疆的野戰部隊日益進入朝廷的視野——這支部隊叫做神策軍，本來是盛唐時期防御吐蕃的邊防野戰部隊，安史之亂爆發后東調平叛。唐代宗時期吐蕃利用唐朝剛平定安史之亂后的虛弱局面占領長安，迫使唐代宗出逃，這時神策軍扮演起扈從護衛的角色。唐代宗重返長安后對神策軍進行大力擴編，使之發展成為一支十幾萬人的部隊，在平定安史之亂和抗擊吐蕃的戰斗中這支部隊在戰火的歷練下涌現出大批名將，士兵的訓練素質和裝備水平也優于其他部隊。這支軍隊除了鎮守京師外還以八鎮為主要基地出屯京畿和關內廣大地區。神策軍與唐前期單純負責宿衛的禁軍相比實際上是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兼備宿衛和征伐雙重職能的國家常備軍，這支部隊的存在對地方武人的覬覦之心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懾。唐文宗時期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圓仁曾這樣總結道：“左右神策軍，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萬軍。自古君王頻有臣叛之難，唯置此軍以來無人敢奪國寶。”除了直接受命于中央的神策軍之外，那些效忠于朝廷的藩鎮的軍事實力也逐漸增強：德宗朝的鎮海軍節度使、《五牛圖》作者韓滉就能組織起一直由精銳弓箭手組成的護航部隊保護住關中運送物資的漕船安全通過其他藩鎮的轄區。
唐朝后期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神策軍坐鎮中央、服從于朝廷的藩鎮戍守地方、通過大運河將江南賦稅轉運到朝廷控制區以供養神策軍的經濟和軍事格局。在這種格局下中晚唐還是出了幾位強勢打壓藩鎮的雄主：唐代宗李豫在收復兩京、平定安史之亂后改革漕運、鹽價、糧價等，初步穩定了社會局面。唐德宗李適、唐順宗李誦盡管在打擊藩鎮上并無建樹，但一方面于內治上銳意改革，一方面聯合回紇、南詔打擊吐蕃，扭轉了對吐蕃的戰略劣勢，為唐憲宗李純的元和中興奠定了基礎。元和元年（806年）剛繼位的唐憲宗李純就平定了西川節度使劉辟的叛亂。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隨鄧節度使李愬發動雪夜奇襲攻下蔡州，平定淮西軍閥吳元濟發動的叛亂。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憲宗調遣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鎮平定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發動的叛亂。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并兩次貢獻大量絹帛、金銀、馬匹，要求留在京師。然而憲宗駕崩后唐朝連續出現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兩代荒于朝政的君主，他們在位期間不僅一度被憲宗打壓下去的藩鎮勢力死灰復燃，宦官干政的現象也愈演愈烈，以致于發展到宦官可以執掌皇帝的廢立乃至弒君的地步。唐敬宗李湛之弟唐文宗李昂繼位時放宮女三千余人出宮，又放五坊鷹犬，減省冗員，頗有一番勵精圖治的雄心，然而由于操之過急導致自己企圖誅殺宦官的計劃泄露，結果宦官勢力發動政變將其軟禁。之后唐朝又一度出現過唐武宗李炎的會昌中興、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平定澤潞鎮、擊敗回鶻烏介可汗、收復河湟、平定安南。然而宣宗李忱駕崩后的唐懿宗李漼、唐僖李儇都沉迷于聲色犬馬，在他們的治理下各種政治、經濟、軍事問題都涌現了出來。從860年起位于今天云南省和緬甸部分地區的南詔政權兩次入侵唐朝的安南都護府（今越南北部）。唐朝為防止南方藩鎮像北方藩鎮一樣做大成為割據勢力，所以一直致力于限制南方軍力的發展，于是不得不臨時從中原抽調兵力前去征伐南詔。戰后的咸通四年（863）一批從徐州、泗州一帶征發來的士兵奉命駐防桂林以威懾南詔，當時朝廷與士兵們約定三年后期滿輪換。可三年之期屆滿后朝廷卻像忘了他們的存在似的，壓根沒調新的部隊前來輪換的意思，就這樣這批士兵在桂林又駐守了三年。到了咸通九年（868）朝廷為節省調兵的經費再次選擇性失憶，這下士兵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們推舉糧料判官龐勛為首領率部北上還鄉。本來這支部隊的兵力并不多，問題在于他們沿途的州府郡縣的兵力更少，于是他們出湖南后沿長江東下，過浙西、進淮南，攻占了今天的山東南部、江蘇、安徽北部等地，至此唐朝的江南賦稅生命線被攔腰斬斷。朝廷慌忙調集十道兵馬將這次起義平息下去。盡管以龐勛為首的義軍高層被唐軍殺死，但義軍殘部就此混跡各地，成為當地的不安定因素。
公元875年五月在今天的河南長垣爆發了王仙芝領導的起義，當年六月黃巢舉事響應王仙芝。起義軍轉戰山東、河南一帶，在半年之內“南至壽廬，北經曹宋”，席卷15個州，甚至一度逼近東都洛陽。878年王仙芝戰死后義軍推戴黃巢為主，黃巢自稱沖天大將軍，廢唐年號，自建年號為王霸元年，一時間昔日的龐勛舊部紛紛投奔起義軍。878年王仙芝戰死后黃巢成為起義軍的新領袖，他見中原各地兵力雄厚，于是帶兵渡過長江在唐軍防守薄弱的南方地區不斷迂回穿插。至此李唐朝廷在地方上的統治體系幾乎被完全摧毀，各路征討將領紛紛擁兵自重成為一方諸侯。到884年六月黃巢起義被鎮壓下去后唐朝的統治根基已完全動搖：軍事支柱神策軍在戰爭中消耗殆盡，而作為經濟支柱的江南賦稅也指望不上了，因為在鎮壓黃巢起義的過程中唐朝不得不授權地方藩鎮自行募兵，于是當初唐朝最不愿見到的一幕發生了：藩鎮割據已不再是河北獨有的現象，而是普天之下的常態。這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陜；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立方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溫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宣據鄆、齊、曹、濮......在大唐疆土上一時間出現無數個割據一方的小朝廷。數年后王建入川與西川節度使陳敬暄爭奪地盤并阻斷劍閣（今四川劍門），至此巴蜀及其南方的嶺南也脫離朝廷的管轄，大唐天子已淪落到和昔日的東周天子一樣要看諸侯的臉色行事的地步，可以說這時的李唐皇室已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心，接下來輪到各路藩鎮勢力輪番登場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