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很多人還是相信會漲？

我們這代人，注定有夢想，無希望。

奮斗多年，也趕不上房價漲幅，奮斗還有什么意義？

要想富，只能加杠桿，上賭場。

輸還是贏，全靠國運。

寡頭的盛宴與平民的絕望

一天早晨，周立齊緩緩從森嚴的監獄走出，發現自己燃爆互聯網變成了最當紅的竊·格瓦拉。無產階級愛死他的名言：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

同期，知乎上一位網友的詰問爆火：

奮斗五年還不如深圳三個月漲的房價多，奮斗還有什么意義？

老槍對這個問題深有感觸，我就是靠房價上漲這血淋淋的事實，“教育”老母親，一把年紀了，不要再勞動致病，要安享晚年，反正一畝三分田刨一生，也買不起一線城市一個廁所。

這幾年，一邊賣資產，一邊否認自己要“跑路”的地產網紅潘董，連公司都要一股腦賣了。美國私募基金黑石集團計劃斥資40億美元，將港股上市的SOHO中國私有化。

有人跑到潘董的微博下留言，問他是不是“真要跑了”，剛剛因為“武漢0捐款”被輿論暴擊的潘董，假裝醉心于用Python打出“Hello World”的大業，概不回應。

在王石勸年輕人即使有錢，也別著急買房時，有人對年輕人吶喊：

沒買房的是傻子。

這句話，令買不起房的年輕人憤怒了，在大連演講時，臺下的年輕人抄起兩只鞋就扔過去，全場嘩然，叫好聲雷動。

最終，聽他話的人早早買房收獲了財富住內環漂亮公寓，罵他是房地產走狗的人獲得了智慧住地下室。

時代大潮滾滾向前，房價上漲浩浩湯湯，平民的絕望、中產的掙扎和寡頭的盛宴，共同匯聚成這盛世之歌。

壹 寡頭的盛宴

2018年，深圳GDP實現對香港的反超。也是這一年，華為將大量員工從深圳龍崗的總部搬遷至東莞松山湖。

從梅林關驅車到梅觀高速，仍能看到那塊醒目的路牌，上面寫著“富士康——華為”，但與28年前相比，已是滄海桑田。

龍華城中之城——“郭臺銘的紫禁城”里的人數，較最鼎盛的時候少了很多。千里之外的貴州，在挖空三座山后，富士康的大數據中心和iPhone生產中心落地。

這一劇本，在1987年，深圳市頂著巨大壓力，拍出第一塊土地時就已寫定。這是深圳吸的土地財政的一小口，卻是中國的一大口，后來就再也戒斷不了了。

遙想1950年代，土地批租制度的祖師爺香港，還有“獅子山精神”。

1957年的春天，李嘉誠還在意大利的一家塑膠花工廠“學習”生產工藝，待掌握后，火速回國辦廠報效祖國，憑借香港廉價的勞動力，成為世界最大的塑膠花生產廠家，贏得“花王”之稱。

那些年，大佬們還在干實業。

劉鑾雄靠古典吊頂風扇成為大亨，李兆基的五金店鋪日進斗金，郭得勝的雜貨店廣為稱贊，鄭裕彤的周大福珠寶深受追捧。

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后，泥腿子才干的制造業被一股腦的轉移到了大陸，離香港最近的深圳近水樓臺先得月，除了帶來深圳制造業的興起，還有二奶村和紅燈區的繁榮。

敏銳的大佬們及時從制造業轉型到房地產，從操作臺割塑膠帶到港交所縱情收割，從糟糠之妻舉案齊眉到高爾夫球進洞。

李超人的長江實業、大劉的華人置業、四叔李兆基的恒基兆業、郭主席的新鴻基、鯊膽彤（鄭裕彤）的新世界，占據香港經濟的半壁江山。

大佬們的生意并不局限于香港，一江之隔的深圳是他們的最佳獵物。不過，吸過房地產的奶，沒人再愿意啃制造業的草，大佬們盯上了深圳的土地。

大佬們在內地的土地儲備大幅飆升，世紀之交時，新世界中國在內地的土地儲備超2000萬平方米。

此時，內地房企還在懵懂之中。深圳華僑城南、深圳灣北的填海區，面積達2.9平方公里的黃金地塊，被新世界、恒基、和黃、新鴻基等群狼環伺，內地房企只能靠邊站。

2000年，“靈魂歌手”王首富才開發出第一座萬達廣場。而10年前，李超人就在長安街的絕佳之地，花20億美元建造了著名的東方廣場。

如深圳GDP超過香港一樣，屬于香港房企的時代更早落幕，內地房企寡頭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2016年9月29日，鯊膽彤離世，昭示一個時代的終結。這一年，鄭氏家庭將九個位于內地的二三線城市項目作價339億元，全部賣給恒大，香港房企在內地獨自長袖善舞的年代過去了。

作為曾經的啟蒙者，香港的地產巨頭與內地房企相比，早已不復當年之勇。

2017年8月，博鰲房地產論壇上，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直言：

大陸房企商人瞧不起香港商人，也瞧不起香港市場。

同年。，王首富站在清華大學企業家講堂上，口吐芬芳：

什么清華北大都不如膽子大。

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大佬們通過低廉的價格大規模拿地建設，坐享土地和房產升值帶來的巨大紅利，但更大的蛋糕還是被內地房企寡頭分享。

伴隨而來的高房價之痛，被制造業和居民承受。

華為這樣的中國科技公司的標桿，也在高地價高房價面前低下頭顱。任正非炮轟高房價：

深圳房地產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

深圳的高房價成了東莞崛起的最大動力，也讓莞式ISO標準享譽天下。

從遼寧大學干部專修班畢業的王首富，在清華損萬千清華學子時，臺下的幾百名清華高材生只是乖乖的聽著，鼓掌。

放在幾十年前，清華園里充滿血性的革命師生早就沖上臺，將他打倒在地。

現在，宇宙的中心——五道口的房價已經升至6位數開外，天之驕子的傲嬌，被快速上漲的房價拍死在沙灘上，化為齏粉。

王首富一輛車，臺下很多清華學子畢業后不吃不喝得上幾十年班。他們一生，流血流汗、胼手胝足、苦心孤詣、積勞成疾、禿頂、腎虛、腰間盤突出……創造出來的價值，王首富伸出一根手指，一個小目標就碾沒了。

在王首富口袋里超過你我想象的錢面前，天之驕子“硬”不起來。香港社會紀實片《有樓萬事足》，一位22歲的珠寶公司女職員，膚白胸大頂著一副韓式半永久的臉，理直氣壯的闡述她的婚戀觀：

冇樓咪白撞，有樓有高潮！

在幾十年房價的高歌猛進后，典型的從清華北大畢業的白領們，也不覺得王首富是在騙他們，他們仍抱著一絲希望在掙扎。

雖然他們不會像賈躍亭、孫宇晨這樣的“青年才俊”一樣賭，但他們很清楚，在這個賭徒的時代，勤懇上班成了傻瓜。

他們知道GDP會短期收縮但長期向好，M2增速時高時低，但流動性的鐮刀從未停止揮舞。在這個國家，你可以不會呼吸，但不能不相信國運，不然，又得莫名其妙白上十年班。畢竟：

賭國運成功的人，有曾被虧待過嗎？

年輕人，要想富，趕緊加杠桿，上賭場吧。

前年在深圳搶到華潤城三期的人，不到兩年，首付480萬、總價1600萬的房子，現在市值3100萬。相當于每天早上醒來，枕頭邊就多3萬塊，真正的睡后收入。

深圳房市的悸動，引來全國人民的關注。

深圳是全國樓市的風向標，每次價格都是最敏銳的。2014年下半年，權威人士從幕后走到臺前，印鈔機啟動、央行放水，房地產政策全面放開，流動性閘門的負責人川哥鼓勵大家：

個人住房加杠桿邏輯是對的。

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深圳率先開漲，熱錢很快蔓延到北京和上海。當時，還在北京“搬磚”的老槍囊中羞澀，只好拼命忽悠親朋好友在二級城市加杠桿買房，這一歷史性的決定，讓老槍在家族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他們不再罵我：

你個搞金融的，為什么就不能告訴我神秘代碼呢？

那輪殘暴的樓市洗牌，讓中國人相信：

個人的努力在時代洪流面前不值一提。

也弄出了諾貝爾獎級別的難題：

為什么學歷不值錢，但學區房值錢？

勤懇上班的人，自此都被當做了傻瓜。

這次的悸動，又將改變無數中產的命運，無數白領家庭，將在離婚、消費貸、借錢等選項中輾轉徘徊掙扎，押上未來五年、十年甚至一生的賭注。

掙扎意味著還抱有希望，當人失去希望時，就會離開寡頭或社會預設的正常路徑。

2007年，一篇爆文中的兩段話，令人記憶猶新：

如果你是一個躊躇滿志的男人，但在事業上卻毫無建樹而又收入平平，那就趁早離開，否則多年后，你還是一無所有。這座城市在吸干你滿腔的熱血之后會無情地將你唾棄，它得到的是繁華，你逝去的是青春。如果你是風姿綽約的女人，卻還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歸屬，還是趁早離開深圳，蔡屋圍的摩天大廈承載不了你的夢想，東門的繁華市井給不了你幸福的生活。這座城市得到的是快感，你破滅的是夢想。

那時，深圳的房價才1萬出頭，寫和看到那篇爆文的中產階級，卻流露著難以在深圳立足的深重哀怨，他們覺得自己的骨血被吸干后，像垃圾一樣被拋棄。

其實，中產階級的奶子總能擠出點東西，自己擠不出，還有六個奶子，不對，六個錢包，再搞搞首付貸，做做收入，加足杠桿，還是能夠換得片瓦遮身，變成深圳人。

而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才是真的游離于主流視線之外，如浮萍漂泊，寄居在寡頭們的“紫禁城”，悲苦無人知曉。

2010年，郭臺銘的“紫禁城”出事了。“十二連跳”后，他的紫禁城成了風暴眼，全球200多家媒體涌入討伐。

《南方周末》的記者臥底一個月，寫了篇《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紫禁城一夜之間成了沾滿鮮血的廉價代工廠。

“血汗工廠”的污名并未減弱富士康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在員工飛身躍下的5月，30度高溫的深圳，成千上萬名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聚集在紫禁城外，排隊等待招聘。

在紫禁城，他們將忍受被機器捆綁的痛楚和瘡痍，為代工皇帝創造財富和榮耀，從這繁盛分得微不足道的塵埃。

一部iPhone X的生產成本，大約為417美元，而屬于組裝的只有4.2美元。

世界工廠的普通工人們終將明白，只要他們沒有飛身而下，深圳就不會成為他們人生的終點，再多的努力，也改變不了他們返回故土的命運。

對此，寡頭們看得很明白，碧桂園老板楊國強直言：

農民工的收入想在一二線城市買房幾乎是不可能的，這部分人群大概率會進入三四五線城市發展。

然而，即便是低線城市的房價，也不是返鄉農民工能輕易承受的，廠房里枯燥重復的體力勞動，毫無隱私和尊嚴的集體宿舍，并未給他們任何美好未來的承諾。沒有城里的房子，就娶不到老婆，甚至連KTV工作小姐妹的盤都接不到。

小姐妹們的心思也放在存錢買房上，房子成為她們在寡頭身上努力工作的最強動力。一不小心，還能夠變成女朋友換來一套房。

極端情況下，張三來自內陸農村，初中畢業，到了海邊的大都市，進入寡頭的代工廠，30歲在縣城買下寡頭蓋的房，迎娶為寡頭服務過的小麗，生下小張，夫妻倆人重回沿海大都市打工，小張變成了留守兒童，學習一塌糊涂……

也許，竊·格瓦拉只是想打破這個循環，不想再做人肉干電池。

1973年，許鞍華等人拍攝了電視劇《獅子山下》，展現了香港底層人物不服輸敢拼搏的精神。

大陸改革開放的次年，著名詞人黃霑寫下《獅子山下》同名曲：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但到了2010年，香港電影《維多利亞壹號》，故事變成了女主角為了買套兩居室，一晚上殺了11人。

5年后，在香港幸福藥業的《獅子山精神》的廣告中，有一句話：

我們這代呢，有夢想，無希望。

黑白的鏡頭里站著一群抬頭仰望天空的迷茫青年，這一青年群體，將是幾年后，香港暴力事件的主力軍。

在他們眼中，香港已經變成李超人等寡頭的城，是《李家的城》，而不是他們的城，他們耗盡一生，也買不起寡頭建造的任何一間房屋。

大陸電影《追兇者也》，夜總會領班董小鳳，為給身為舞女的女友萍姐買一套房而殺人。

“三和大神”在網吧和街頭游蕩，竊·格瓦拉拒絕打工。

失去了希望，不想上班，那他們想干嘛？

《21世紀金融監管》的序言中，在總結金融危機教訓時引用過馬克吐溫的一句名言：

歷史不會重復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

萬年小學生柯南里有一幕：

政治家的兒子會成為政治家，銀行家的孩子會成為銀行家，伴隨這種丑惡的世襲制度，人類歷史的悲劇才會不斷重演。

細思恐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