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滔滔在北宋歷史上真實形象如何？

《清平樂》里面的高滔滔，歷史上確有其人，她便是北宋宣仁皇后高氏，在兒子宋神宗去世后，因孫子趙煦繼位時年僅八歲，身為太皇太后的高氏得以垂簾聽政，執政期間清正廉明、勤儉節約，一手締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樣導致了對北宋末期影響巨大的“元祐黨爭”。

高滔滔出身官宦之家，歷經四朝也曾垂簾聽政

高滔滔乃是建雄軍節度使高繼勛的孫女，其父高遵甫曾任北作坊副使，因而也算是出身官宦之家。慶歷七年（1047年）三月，年僅十五歲的高滔滔，便嫁給了時任岳州團練使的趙宗實（后改名趙曙），被封為京兆郡君，并在次年就生下了長子趙頊（后來的宋神宗）。

趙宗實雖然不是宋仁宗趙禎的親生兒子，但宋仁宗因早年無子，趙宗實自幼便被接入宮中，交由曹皇后撫養。雖然后來因宋仁宗親生兒子豫王趙昕出生而返回父親身邊，但由于趙昕最終夭折，趙宗實還是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為了皇子，并改名趙曙。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駕崩，趙曙繼位為帝，是為宋英宗，而高滔滔則于一個月后被立為皇后。宋英宗在位僅四年，便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高滔滔隨之被尊為皇太后。

然而，任用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卻再度英年早逝，元豐八年（1086年）三月，年僅三十八歲的宋神宗駕崩，其年僅九歲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因天子年幼，被尊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開始垂簾聽政，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終年61歲。

個人品德毫無問題，一手締造“元祐之治”

高太后垂簾聽政之后，在執政方面“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盡行仁宗之政”，其執政的九年間，被認為是宋朝最為太平、百姓最為安樂的時代，史稱“元祐之治”，甚至被譽為堪比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而這些與她的個人品德可以說息息相關。

高太后本人極為崇尚節儉，被稱為““恭勤儉度越前古”，并教導皇帝“一甕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盡量減少浪費，提倡節儉”。高太后本人節儉到了什么程度？作為太后的她除了參加朝會典禮之外，在宮中甚至穿著布衣而不用絲錦，又因羔羊幼小食之有傷天和，而下令不得宰羊羔為膳。

與此同時，高太后對于外戚的限制同樣極為嚴格，早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之時，高太后就拒絕給弟弟高士林升官，給高家修建宅第，而在臨朝聽政之后，不僅拒絕了官員“加恩高氏”的請求，甚至連之前的私恩賞賜都減去了四分之一。而其兩個侄子本應升官，還被高太后強行壓住，直到宋哲宗一再請求，這才勉強升了一級。

作為一名女子，高太后毫無疑問有著極為出色的執政才能，再加上其自身品德極為高尚，這才使得她執政期間，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評價道，“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由于自身局限性，又一手釀成了元祐黨爭

高太后的執政才能雖然較為出色，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導致其對王安石變法持全盤否定態度，導致在其執政期間新法派慘遭打擊，再加上其與孫子宋哲宗之間的矛盾，使得北宋朝廷迅速陷入嚴重的黨爭之中。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之后，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政策缺陷、用人不當等原因，在后期卻也鬧得朝野內外動蕩不安，或許正因如此，高太后對于王安石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執政之后便立即將司馬光再度拜相，而曾經因反對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呂公著、文彥博等官員也開始再度受到重用。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守舊派再度聲威高漲，司馬光更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直接上了一道《請更張新法》，將新法比成毒藥，導致新法被全面廢止。而曾經的變法派，也開始慘遭報復打擊，蔡確、呂惠卿等大量變法派被貶謫，蔡確、章惇和韓縝更是被斥為“三奸”，這使得王安石變法以來的黨爭開始加劇。

在高太后臨朝聽政時，由于軍國大事都由其與幾位大臣處理，趙煦對朝政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而大臣們也認為趙煦過于年幼，也根本不予請示。朝堂上，趙煦的御座與高太后座位相對，大臣們向高太后奏事時，恰好背對趙煦，以至于趙煦親政后在談及垂簾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臀部和背部，這自然使得趙煦對于高太后和大臣們有所不滿。而到了趙煦十七歲時，高太后本應還政，但卻仍然保持著垂簾聽政的習慣，而大臣們依舊沒有重視已經逐漸長大的皇帝，甚至也不勸太后撤簾還政。

高太后和大臣們的這種態度對趙煦影響極大，此時的他雖然無法直接與之對抗，但內心已經極為抵觸，例如有次高太后問趙煦為何不對大臣的奏對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煦直接回道，“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么？”被徹底惹惱的趙煦，在高太后病逝，自己親政之后，開始對朝中的守舊派再度展開清算，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同時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政策，也進行了恢復。

紹圣初年舉行郊祀大禮之時，按理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甚至連死囚都可以減輕懲罰，然而當有大臣請示是否可以赦免被貶謫的舊黨官員時，卻被趙煦立即拒絕。后來，又有人建議是否可以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稍徙善地”，趙煦卻說“劉摯等安可徙” ，由此可見趙煦對高太后和元祐黨人的痛恨。

如上所述，高滔滔雖然具備一定執政能力，個人品德也絲毫沒有問題，甚至還締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個人的局限性，卻也導致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初現端倪的黨爭開始加劇，可以說北宋末年陷入不可收拾的黨爭，正是自高太后執政時期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