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一大奇案妖書案是否存在過？

妖書案實際上牽連極廣，絕非一兩句話就能詳盡，但勝在事件脈絡詳實，稍加梳理倒也能窺知一二。

首先這案子與明神宗有莫大關系，說起明神宗，即是朱翊鈞，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某日明神宗去拜訪自己的母親慈圣太后，本來一切照常，偏偏在離開的時候，明神宗偶遇了一位宮女——王氏，見其長相貌美，一時間情難自控，便當場將其寵幸，隨后大搖大擺的離去。

這一離去不要緊，偏偏這王氏又懷上了龍種，且讓慈圣太后知道了，而太后本人呢，恰巧也是宮女出身，于是對同為宮女的王氏關愛有加，并找來明神宗，告知他王氏已有身孕。

明神宗得知這消息也是一臉懵逼啊，他心想就是一時沖動，怎么就有了自己的骨肉？且對方還是一個卑微至極的宮女，這不光彩的事兒要是傳出去，老朱家豈不讓天下人恥笑？

于是明神宗矢口否認臨幸過王氏，結果因為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一言一行都有專人記錄在《內起居注》中，所以慈圣太后當即找來專人詢問，果然明神宗臨幸王氏一事也被記錄在冊，明神宗即使羞愧難當，卻也只好承認。

之后，原本是一介宮女的王氏，就此一步登天，成為“王恭妃”，她安安心心的把龍種生了下來，正是明神宗的長子，起名為朱常洛。

（朱常洛畫像，后登基僅一月便病逝，也稱“一月天子”，不過他兩個兒子在歷史上赫赫有名，大兒子朱由校，五子朱由檢。）但因為明神宗和王氏并沒有任何感情，甚至對其非常冷漠，所以直到朱常洛出生，明神宗也沒有再繼續冊封王恭妃為貴妃。

再到萬歷十四年元月，極為得寵的鄭妃，為明神宗生下了第二個兒子，起名為朱常洵。

這鄭妃跟王氏可是有著天壤之別，恨不得皇帝一年365天得有300天跟她膩歪在一塊兒，所以明神宗大喜之下，便冊封鄭妃為貴妃，之后又言聽計從，導致鄭妃屢屢插手朝野之事，由此甚至引起諸多罵聲。

很快就有反對聲音流傳而出，說給你生下大兒子的王氏你不冊封，卻唯獨冊封給你生下二兒子的鄭妃，明顯是獨寵鄭妃，既然獨寵，后宮定有人內心不平，日后等這兩個兒子都長大了，難保就不會出現爭權，甚至是會廢長立幼，到時候如果大兒子朱常洛沒犯任何錯誤，你無端的把他廢了，再立二兒子朱常洵為太子，這就會引起世人對你的疑問，諸如明神宗肯定是個被妃子迷暈的昏君之類。

（朱常洵畫像，后來有一說，朱常洵被闖王李自成燉成了肉湯，此事存疑，暫且不提。）

因為這朱常洛的生母王氏雖然曾是宮女，但按照先后順序來說，朱常洛畢竟也是皇長子，擁有皇室第一順位的合法繼承權，所以有些大臣就以此為理由，提醒明神宗朱翊鈞，好歹也要給王氏一個差不多的名分，可以最大限度防止以后可能出現的麻煩。

其實大臣們最擔心的，是鄭妃的兒子萬一真成了太子，憑借她現在就插手朝政的行為來看，只怕朱常洵繼位以后，再加上其母鄭貴妃染指朝政，恐怕整個朝野都會雞犬不寧，于是大臣們力推老大朱常洛為太子。

朱翊鈞雖然把這建議聽進心里，但畢竟當時他極其信任鄭妃，為了不傷害與鄭妃之間的感情，他便將冊封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

正是明神宗采取的種種拖延之策，以及鄭妃在暗中阻撓，外加大臣們長久不懈的諫言爭執，最終將一場由“臨幸”引發的事故，演變為極其錯綜復雜的黨權之爭。

就在這種風起云涌的時刻，偏偏又出了一件怪事，才徹底引起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妖書案”。

萬歷十八年，即1590年，時任山西按察使的呂坤，收集了從古到今貞婦烈女的典故與史料，編著出一本《閨范圖說》。

這本書實際上沒有任何怪異之處，只是詳細記述了歷史上的女中賢良，并對其進行歌頌與討論，且總結了女性的行為標準，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一本非常正面的書籍。

但好巧不巧，這本書一經問世后，被當時一位叫陳矩的宦官看到，這宦官覺得有趣，便隨手買了一本，并帶回了宮中。

結果又好巧不巧，這本書不知怎的被鄭貴妃看了，鄭貴妃覺得此書很好，但自己也能稱得上是“賢婦烈女”，便命人在《閨范圖說》的基礎上增補了十二人，以東漢時期的明德皇后開篇，以鄭貴妃本人終篇。

（明德馬皇后）于是第二版照比第一版，多了這十二位原作者并不知情的“新人”，并且由鄭貴妃本人作序，又找了自己的伯父鄭承恩等人重刻成新版。

到此，這本由呂坤所著的《閨范圖說》，徹底變成了另一本全然不同的書，除了原作者姓名與原書內容保持不變外，另增加了一篇鄭貴妃親手撰寫的序文以及十二位“賢婦烈女”，還有若干張圖畫，實際上已經與第一版千差萬別。

隨后不久，此書流傳于世，一開始還有人分辨得出第一版與第二版的不同之處，但隨著時間流逝，很快兩本書便被混位一談，但世人仍舊認為都是呂坤一人所寫。

直到升遷為刑部侍郎的呂坤上奏《天下安危疏》，也稱《憂危疏》，請求明神宗節省開銷費用，多為天下百姓考慮，停止高昂征稅。

然而此時正值“是否立朱常洛為太子”而引發的黨權之爭時期，朝野分成多個黨派，日漸斗爭激烈，而吏科內有個官兒，名為戴士衡，得知呂坤上奏后，借機大做文章，向明神宗上書彈劾呂坤，說此人起先寫了一本《閨范圖說》，“結納官闈，逢迎鄭貴妃”，有“包藏禍心之嫌”。

呂坤得知后立即上奏為自己辯解，稱：“先是，萬歷十八年臣為按察使時，刻《閨范》四冊，明女教也。后來翻刻漸多，流布漸廣，臣安敢逆知其傳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緣因《閨范圖說》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將臣所刻《閨范》與（鄭）承恩所刻《閨范圖說》一一檢查，有無包藏禍心？”

大意就是說：“自己當初擔任山西按察使時，的確寫了一本《閨范圖說》，但后來翻刻版本太多，且內容也被人增補刪減，早已不是最初的樣子。所以請求皇上將臣所寫的第一版《閨范圖說》與鄭承恩等人后來翻刻的《閨范圖說》相對比，便可知臣究竟有無包藏禍心。”

然而不等皇帝斷絕此事，京城內再起風云，有位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針對呂坤的《憂危疏》寫了一篇跋文，跋文即是說明性的文章，也可理解為是針對某一篇文章展開討論與評價，這位“燕山朱東吉”便在跋文中批判呂坤，名為“憂危竑議”，意思是在呂坤所奏的《憂危疏》的基礎上進行擴大議論，并著眼于更深層次的含義。

文中主要論述了三點：

第一，議論歷朝歷代“嫡庶廢立”之事，影射“國本”問題。

此論和我前文所述一致，意思是說，《閨范圖說》中首位記載的“賢婦烈女”正是東漢時的明德皇后，而這位姓馬的明德皇后由貴人身份進入中宮，與鄭貴妃的人生軌跡基本相似，呂坤寫明德皇后的用意，其實就是想暗中討好鄭貴妃。

雖然實際上這明德皇后并非呂坤所寫，而是被鄭貴妃改版編入《閨范圖說》，也就是增補的那十二人之一，實則與呂坤所著第一版并無關系。

第二點，鄭貴妃重刻新版《閨范圖說》，名為增補“賢婦烈女”，實則是為自己的兒子朱常洵奪立太子埋下伏筆。

第三點，結合以上兩點，認為呂坤上奏《憂危疏》別有用意，他在疏中幾乎無事不言，卻惟獨不提立太子一事，其用意明顯是在向皇帝暗示應立朱常洵為太子，而廢朱常洛。

綜上所述，這篇針對呂坤所寫的《憂危竑議》得出結論，直言呂坤與鄭貴妃外戚鄭承恩，以及戶部侍郎張養蒙，還有山西巡撫魏允貞等九人私結營黨，且全部依附鄭貴妃，欲憑此掌控朝政。

此文一出，當即引起世間的軒然大波，而《閨范圖說》也由此被稱作“妖書”，天下人無不原書作者呂坤，說他是趨炎獻媚，禍亂朝綱。

呂坤就此深感驚懼，以患病為由，致士交官，告老還鄉。

這篇文章既然在民間反響熱烈，自然也傳閱到明神宗手中，明神宗翻閱過后，當即大發雷霆，然而文中涉及最為敏感的“立太子”一事，也不便追究作者責任，索性另求解決之法，親下一道諭旨，昭告天下說《閨范》一書，其實是他明神宗賜給鄭貴妃的，而非呂坤所寫，因此書與著名的《女鑒》一書主旨相似，皆是在頌揚女德，便賜給鄭貴妃，好讓其朝夕閱覽，學習古人精神。

既然皇帝開口說明情況了，大臣們自然也就不好再鬧騰，與此同時《憂危竑議》中指名道姓提及鄭承恩等人，也使其緊張萬分，于是鄭承恩便懷疑此文是由自己的敵對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

因為在戴士衡上書之前，樊玉衡曾上奏明神宗，請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且在奏折中指責鄭貴妃染指朝政，因此作為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憑此理由相信那篇引發軒然大波的文章，是由戴士衡與樊玉衡二人聯手所寫，目的就是為了扳倒鄭貴妃與自己等鄭氏皇親，而其最大的目的，正是最終讓明神宗能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于是鄭承恩便將此事告予鄭貴妃，可想而知作為后宮最為得寵者，鄭貴妃只需要給明神宗吹吹耳旁風，便能將戴士衡與樊玉衡二人置于滅亡之地。

果不其然，很快明神宗就下旨逮捕戴士衡與攀玉衡，以“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擾大典，惑世誣人”的罪名，將戴、樊二人分別流放到廣東雷州與廉州，擔任邊防職務。

此時唯獨呂坤已經辭官回鄉，便沒再追究他的責任，直到二十年后呂坤逝世，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小品文集《呻吟語》，便是呂坤在辭官后的二十年內所著。

而戴士衡便在萬里四十五年死于廉州，生前一直盼望皇帝能夠赦免他的罪名，然而直到咽氣的那一刻，他仍舊未能如愿。

至于攀玉衡，等到明光宗即位，想要起用他擔任南京刑部主事，卻被樊玉衡以年歲老邁為由婉拒。

縱觀整件“妖書案”，可謂牽連極廣，引起了明朝萬歷年間的朝野大震蕩，更牽扯到當時黨爭最為激烈的兩大派系，更因此牽扯到“立太子”的國本問題，而在這之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共有三人：

先是被冠以逢迎鄭貴妃之名的呂坤，接著是聯手撰寫《憂危竑議》的戴士衡與樊玉衡，這些還只是浮上臺面的人物，暗地里受到無妄之災，乃至失去身家性命的人更不在少數。

而這一切的源頭，全部都要歸結于明神宗當年的那場沖動，如果不是他偶遇宮女王氏，或者偶遇后不一時頭腦發熱將其臨幸，也就不會有后來這一系列的不白之冤與荒誕糾葛。

然而歷史的有趣之處，便在于無人可以預料未來，有時可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舉動，就會引起長達數十年綿綿不絕的蝴蝶效應。

古人皇權之爭的可怕，也在于此，很可能就是因為皇帝一時求爽，就會葬送千百人甚至更多人的性命。

可見在古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依附皇權這棵大樹的人，都不過是螻蟻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