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元世祖忽必烈?
與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終缺乏一個盛世時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經驗、政治架構過于簡單、財政結構過于粗暴之外,還和元代的開國皇帝忽必烈有直接關系。
任何一個朝代想要發展出盛世,都要有一個較長的休養生息時期,但元代是個例外。建國者忽必烈從上臺起就一直窮兵黷武、揮霍無度,破壞了元代經濟的可持續性。
這些破壞主要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戰爭。忽必烈上臺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場內戰,為的是爭奪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對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進行經濟封鎖,讓他無法與外界交換物資,最終孤立并打敗了他。但這次戰爭卻使得統一的蒙古解體了,從此忽必烈雖然獲得了虛的稱號,卻再也不可能從其他汗國獲得必要的支援。
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鮮和中國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現代中國的版圖。但這些戰爭,特別是和南宋的戰爭曠日持久,元代的財政一直處于危機狀態,根本沒有時間整理財政和發展經濟。
除了這些以勝利告終的戰爭之外,忽必烈時期還打了許多徒勞無功的敗仗,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在各個方向被遏制。
在日本,蒙古人的戰船被臺風襲擊,致使兩次遠征都慘淡收場,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話,也讓本來就不寬裕的財政徹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試圖征服越南南部的占婆,最初是想從海上進攻,但占婆人退入山里和蒙古人打游擊。后來為了運送更多的兵力和后勤物資,要從越南北部的安南國借道,被拒絕 后與安南進行了三次戰爭。蒙古人三次被擊敗,損兵折將,越南的民族主義獲得了重大進展。
在緬甸,蒙古人占領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們沒有實力進行長期占領, 只能撤退將機會留給撣人。這次表面上的軍事勝利無法掩飾事實上的虧損。
在爪哇,遠征軍也遭到了慘敗。
總之,在忽必烈時代,蒙古人的擴張已經到了極限,四處失敗增加了它的財政負擔。由于無法建立起穩定的財政結構,崩潰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結構不完整,導致很難從中國南部征收稅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卻一直沒有控制好這個中國最富庶的地區。
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后應該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個社會的行政架構,并利用這個架構獲取常規的稅收,并保證民間經濟的繁榮。但忽必烈長于軍事,對于經濟和政治并不看重,也無暇關注如何建立這種結構。
終元一朝,政府始終沒有掌握好南方的經濟,正規稅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種各樣的臨時措施獲得收入。但政策的隨意性又破壞了民間正常的經濟活動,導致人民的反抗。
到了元代后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斷地冒出來,而政府很難找到有效的鎮壓手段。軍事征服又加重了財政負擔,掉入了財政和社會崩潰的旋渦。
再次,紙幣的發行缺乏必要的準備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設長久有效的稅收結構,還在于元政府找到了從民間抽稅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鈔票。
元代和宋代一樣,有著發達的紙幣系統。紙幣曾經讓馬可·波羅驚嘆不已,把這一切都寫進書里。但這種方式卻帶著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錢時總是控制不住印鈔票的沖動,造成普遍的通貨膨脹,相當于征收了額外的通脹稅。
忽必烈時期,元代發行了兩種鈔票。
元世祖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發行了叫作中統鈔的紙幣。中統鈔又分為兩類:一類是中統元寶鈔,這種鈔票以銀為儲備,理論上可以用紙幣兌換銀;另一類是中統交鈔,以紗為儲備,理論上可以用紙幣兌換紗。
宋代的紙鈔是以鐵幣和銅幣為儲備,而元代以銀和紗為儲備,表現了元代銀的地位上升和銅的地位下降。另外,宋代的鈔票往往帶有地點限制,比如北宋的交子只在四川使用,南宋會子只在江南使用,而元代的鈔票不再有地點限制,是全國通用的。元代的鈔票也不像宋代那樣有界的劃分,而是發行完就不再回收,并且沒有規定發行量。
兩類貨幣發行后,以銀為儲備的中統元寶鈔成為主角,并在全國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于財政的緊張,就開始濫發中統鈔,所謂的儲備也成了空談。1260年,中統鈔共發行了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公元1265年,發行量為十一萬六千二百零八錠。公元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戰的需要,財政出現了虧空,發行紙鈔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這時,通貨膨脹就已經有了苗頭。
公元1287年,忽必烈利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薩迦八思巴的弟子)啟動了新的斂財之旅。這一年發行了所謂的至元寶鈔,這種寶鈔和中統鈔的兌換比例是一比五,五錠中統鈔只能兌換一錠至元鈔。這一下子就將舊鈔貶值了五倍,不僅引起了幣制的混亂,還讓紙鈔逐漸失去了信譽。
另外,政府為了刮錢不得不求助于專賣和其他斂財制度。
桑哥以斂財著稱。他提高專賣價格和商稅,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間貿易系統。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侶楊鏈真伽為了尋找財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眾的極大憤恨。
除了桑哥,還有回族人阿合馬、中書右丞盧世榮等,也是有名的理財專家,以加稅、專賣和斂財著稱。
在元代,甚至連竹子都實行專賣,借口是防止敵方得到竹子制造弓箭。
最后,除了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運河系統和郵遞系統也耗費了大量的物資。
由于首都北京地處一個不能自給自足的區域,皇帝和宮廷的消耗不得不從南方運輸過來。元代最初是利用海運將南方的糧食運送到北方,后來在公元1289年開通了運河,改走內河運輸。但是,運河的維護成本非常高昂,維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盡元王朝的全力。
令馬可·波羅感到吃驚的驛站系統也要靠當地人提供馬匹,而元代的王公貴族總是在濫用這些郵遞系統。驛道上的大部分業務都是和政府無關的私人業務,這些業務占據了太多的資源,又轉嫁到了維護驛站的當地人頭上。
當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時,整個元王朝已經千瘡百孔,財政更是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正是因為開國的皇帝繼承了蒙古人開疆拓土、好大喜功的傳統,他們在獲得了整個帝國之后,沒有恢復經濟和整理財政,于是帝國進入了中年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