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哪些有名的商人?
雖然封建社會大多重農輕商,商人的社會地位普遍較低,然而歷朝歷代仍然總會出現一些極富傳奇色彩的行商富賈,有的甚至富可敵國。晚清時期,隨著外來思想的不斷沖擊,商業也開始進入蓬勃發展時期,或為發財致富,或為實業救國,也曾誕生了大量的著名商人。
“江南藥王”胡雪巖(1823年-1885年):最終被革職抄家,郁郁而終胡雪巖本名胡光墉,出生于安徽徽州績溪,13歲起移居浙江杭州。乃是中國近代的著名紅頂商人,徽商代表人物,因在杭州創立“胡慶余堂”中藥店,制“避瘟丹”、“行軍散”、“八寶丹”供軍民之需,藥店傳承至今,固有“江南藥王”之美譽。
胡雪巖一生可以說有三個貴人,其一為阜康錢莊的于掌柜,胡雪巖本在杭州阜康錢莊做學徒,因掌柜沒有后人,因而將辦事靈活的胡雪巖當做親生兒子,彌留之際將錢莊全數托付胡雪巖,這成為了胡雪巖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其二則是晚清官員王有齡,兩人關系極為密切,在王有齡署理湖州知府時,胡雪巖便開始代理湖州公庫,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后,又鼎立相助胡氏的“阜康錢莊”。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而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巖不僅與軍界搭上了鉤,且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漕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
其三則是左宗棠,太平軍攻陷杭州后,王有齡自縊身亡,左宗棠率軍進剿浙江,胡雪巖很快便通過關系和左宗棠搭上了關系。此后,雙方你來我往、各取所需,憑借這種亦官亦商的身份,胡雪巖生意也越做越大。
后因資助收復新疆有功,經左宗棠推薦,胡雪巖被賞穿黃馬褂、賜紅頂戴,于是胡雪巖便成為了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不過,左宗棠的死對頭李鴻章對胡雪巖很不喜歡,而得到李鴻章支持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懷便對胡雪巖大肆傾軋,設計擠兌搞垮胡雪巖的錢莊,又使他的生絲生意破產。破產后的胡雪巖被查抄革職,失去了紅頂,很快憂憤而死。
“錢王”王熾(1836年-1903年):最終病逝王熾,彌勒縣虹溪人,也是晚清著名的紅頂商人,民間稱為“錢王”。幼年喪夫的他因家境貧寒而被迫輟學,依靠母親紡織為生,成年后因在斗毆中失手打死表兄姜庚而逃至四川重慶,用母親賣掉陪嫁玉鐲的10兩銀子做本錢,從趕馬幫販運開始步入商途。
王熾經歷艱險,苦鉆商道,以過人的膽識與誠信打破當地商賈設置的重重阻礙和官府的地方保護,開設并發展了著名的“天順祥”商號,促進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務往來和商品流通。后巡視川東的唐桐勸說王熾開匯號并代辦鹽運,王熾于是和席茂之分伙獨營,在全國西南、東南各大要埠設分號,專營存放匯兌業務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王熾在昆明主持“同慶豐”商號,并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余石。經20年經營“天順祥”、“同慶豐”商號,資金雄厚,號稱“南邦之雄”,馳名省內外。
后因在云南巡撫岑毓英抗法事提供軍費資助,經其保奏賜與四品道員職稱,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封典三代一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王熾病逝,歸葬虹溪煙子寨。
“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1844年-1916年):病逝于上海盛宣懷,祖籍江蘇江陰,出生于江蘇常州。秀才出身的他,先后幫助李鴻章、張之洞“佐理”洋務,因而成為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業家和慈善家,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中國高等教育之父”。
因深受李鴻章等人的信任,盛宣懷獲實授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高級官銜,幾乎總攬了關系中國經濟命脈的多家洋務企業,被喻為“一只手撈十六顆明珠”。其可圈可點的業績有: 有感于“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建立了官督商辦的招商局;1879年成立中國第一個電報局;1896年接辦漢陽鐵廠;1897年策劃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通商銀行;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1911年,策劃“鐵路收歸國有”,引發保路風潮,終致辛亥革命爆發。
光緒十二年(1886年)底, 盛宣懷在給李鴻章所上的稟帖中,向李鴻章明確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如此,“百年之 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傳策之后,吾愿足矣。”他認為,“職道每念及督撫姓名得傳后世者有幾人哉?遑論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從這些話里,我們可以看出盛宣懷是有志于當一個商人的,他認為即使官做到督撫,姓名得以流傳后世者也沒有幾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
盛宣懷先遭清廷“著即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后遭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抄沒家產,一生寫盡中國近世商人與政治力量相結合的無奈。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他留下遺囑,將其家產的一半,捐贈為慈善基金。
“亮財主”喬致庸(1818年-1907年):得以善終喬致庸,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出身商賈世家的他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撫育長大,本欲步入仕途,卻在剛考中秀才之時兄長去世,只得棄文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
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兩大票號遍布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19世紀末,由于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于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
喬致庸曾先后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世界首富”伍秉鑒(1769年-1843年):病逝于廣州伍秉鑒,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生于廣州。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鑒就是其中之一。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鑒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
伍秉鑒也算商賈世家,其先祖早在康熙年間便已經開始經商,而到其父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嘉慶六年(1801年),32歲的伍秉鑒接手了怡和行的業務,伍家的事業也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鑒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
在經營方面,伍秉鑒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并依靠超前的經營理念在對外貿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鑒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而且他還大膽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并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同時他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常向伍家借貸。正因為如此,伍秉鑒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天下第一大富翁”。
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盡管伍秉鑒曾向朝廷捐巨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巨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伍秉鑒在病逝于廣州,享年74歲。
“狀元實業家”張謇(1853年-1926年):病逝張謇,祖籍江蘇常熟,生于江蘇通州海門長樂鎮。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南通大學、上海海洋大學、河海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復旦大學、東華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的創始人。因曾于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中狀元,因而又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家企業,370多所學校,大多是與民生相關的各類工廠,逐漸形成工業區,還建了碼頭、發電廠、公路,成為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基地之一。而在他的一生當中,更是創造了很多項第一。例如第一家股份制紡織企業—大生紗廠(1899年),第一家農業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1901年),最早的民辦師范—通州民立師范學校(1903年),第一座現代化的長江碼頭—天生港碼頭(1904年),最早的公路—港閘公路(1905年),最早的新式托兒所—南通新育嬰堂(1906年),第一所設完全科的女子師范—通州女子師范學校(1906年),第一所紡織專科大學—南通紡織專門學校(1913年),第一所水利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4年),第一所刺繡職業學校—南通縣立女紅傳習所(1914年),第一所盲啞學校—南通盲啞學校(1916年),第一家氣象臺—軍山氣象臺(1917年),第一所新型戲曲學校—伶工學社(1919年),第一家海外公司—南通繡品公司美國分公司(1920年),第一條鐵路—大生三廠至青龍港鐵路(1921年)等等。
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政治和社會聲望極高,所以被稱為“紳商”。毛主席曾給與其極高的評價,“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除了以上六位之外,近代的著名企業家還有很多,例如“五金大王”葉澄衷,伍秉鑒之子伍崇曜,“棉紗大王、面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化學工業之父范旭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