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代的騷體文學有哪些變化？

我將分三部分來回答這個問題：

其一，騷體文學的概念

其二，兩漢時期騷體文學的特征

其三，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的特征

只有明確了騷體文學的概念，才能進一步分析其在不同時代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這些特征的演變過程。所以我們首先從騷體文學的概念入手。

騷體文學的概念

1，所謂騷體，郭建勛先生《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中曾有定義：騷即楚辭，騷體即楚辭體。

郭先生之所以如此定義，是因為“騷”指的就是屈原的《離騷》，而《離騷》被收錄于屈原、宋玉等楚人的作品集《楚辭》當中，也是其中藝術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后來人們經常用“騷”來概括《楚辭》，形成了文學史上這個公認的定義。

2，騷體即楚辭體這個定義雖然看起來很明確、清晰，但實際上還不夠完整。它只是確定了一個演變過程而已，使得我們還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弄清楚什么是楚辭體，才能真正完整的理解什么是騷體。

根據現存的資料，我們一般認為“楚辭”的名稱最早見于《史記·酷吏列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

太史公所言《楚辭》很明顯指的是收錄屈原和宋玉等楚國人的作品集。后來，這個名稱不斷擴大，不僅僅局限于楚國人的作品。如《漢書·地理志》載：

楚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澳于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枚乘、鄒陽、嚴忌、淮南王劉安、嚴助、朱買臣等人模擬楚辭的作品也被認定為楚辭。至此，楚辭這種地方性的歌謠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學概念被確立和認可。

王逸在《楚辭章句·九辯序》也對這個邏輯關系進行了闡述，認同“楚辭”是屈原在繼承楚國民謠的基礎上創立，他的學生宋玉繼續發揚,最后發展到被時代認可。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楚辭體，是以屈原作品為范式的文體形式。騷體即楚辭體,推而論之，其內涵也就是以屈原作品為范式的一種文體。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這樣的：屈原、宋玉及其模仿者==楚辭體==騷體。

3，既然騷體文學是以屈原的作品為范式，那么我們只有進一步對屈原的作品特征進行分析，才能明確騷體的本質屬性。

以《離騷》、《九歌》等為代表的屈原作品，古往今來，研究的學者數不勝數，作品也多如星辰。《文心雕龍·章句》中第一次對楚辭的特征進行描述：又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總結了《楚辭》“尋兮字成句”的句型特點。

這個觀點得到現代學者郭建勛先生的認可，他說：“兮字句是騷體的本質特征,也是區分屈宋以后作品是否騷體的主要標志”。

雖然我們把兮字句作為判定是否騷體的標準異議不太明顯，但從現有的資料也可以找到不同的看法。例如，在騷體文學兩座高峰之一的宋代，晃補之編輯的《續楚辭》、《變離騷》以及朱熹寫的《楚辭后語》收錄了一些幾乎完全沒有包含兮字句的篇章，可見不同時代的人還是有著不一樣的文學觀點和主張。

既然如此，我們只有分而論之。

兩漢時期騷體文學的特征

從“楚辭”概念的不斷擴展我們可以看出，屈原和宋玉是這個概念不斷擴展的源頭。然而，如果只有開創者沒有繼承和發揚的人，任何文體或者學說只能是一種個別的、曇花一現的偶然，不可能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綿綿不絕。

兩漢緊承屈、宋源頭，騷體文學創作激情迸發。出現了騷體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其標志性的成果就是出現了第一本騷體文學集——東漢王逸《楚辭章句》。

《楚辭章句》收錄漢代作品七篇：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它們是漢代騷體文學作品的典范，對它們進行學習之后，我們可以總結出幾條特征：

1，創作內容大多跟屈原有關

這個時期的騷體文學作品主要以屈原的身世遭遇為題材，抒發對屈原“懷才不遇”的感慨同情，贊揚追憶屈原“忠貞不悔”氣節。

其后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嘆》,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于忠——《郡齋讀書志》

2，辭賦不分

我們現在把“辭”（即楚辭體）、騷體與“賦”（即漢代大賦）當然性的區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但在當時，漢人大多以辭為賦。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論及賈誼時也說“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離騷》、《吊屈》都是楚辭體作品，司馬遷把它們都歸之為賦。

為什么會這樣呢？——明其不得為詩云爾。意思是因為辭和賦一樣，是誦讀而不是歌唱。這樣的分類是把詞賦和詩歌區別開來，因為那時候的詩是可以詠唱的。

3，哀、憐、傷的情感特征

宋玉“閡惜其師”、“哀憐屈原”而寫下《九辯》、《招魂》，淮南“憫傷”而作《招隱》——整體來看，漢代騷體作品無不表達著哀憐悲傷的情感，沒有絲毫歡快喜悅。

這種憂愁感傷的基調在騷體文學誕生之日起就已經定調，我們或許可以對騷體文學的源頭《離騷》進行解題來探究一二：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楚辭章句》“離,別也。騷,愁也。”

屈原的人生經歷決定了騷體從一開始便蘊含著悲劇色彩，其在表達形式上再配以百轉千回的騷體句式，特別是句中反復出現的“兮”字,含有強烈的抒情詠嘆意味，所以無論是內在還是表象，騷體文學的悲怨哀憐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4，嚴格遵守騷體句式

用“尋兮字成句”來定義騷體文學，這個標準肯定不是絕對的，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一條。這一點在兩漢的騷體文學當中體現得尤其突出。

當然，這種突出也是具有其必要性的。這個時期的騷體文學以其鮮明的文體特色剛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如若沒有一絲不茍的模仿，騷體便會失去其文體特色而泯滅于眾。

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的特征

建安，漢獻帝年號。這個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雖然短暫卻非常重要的時代，不可或缺，不能被遺忘。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蔡文姬為代表的建安才子們在文學藝術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造就了世人仰慕的“建安風骨”。

雖然騷體文學不是建安時期的主流創作方向，但還是有不少佳作流傳于世。如王集《登樓賦》、蔡文姬《悲憤詩》、潘岳《秋興賦》等。通過對這些作品的研究，我們能夠清楚的看到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的一些特征。

1，騷體與詩體、賦體融合

之前說到漢代騷體文學嚴守句式，后期更是強調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步步走向極端。完全失去了屈原宋玉時搖曳多姿、百轉千回的韻味，不再被人認可。

窮則思變，騷體文學也是如此。經過“建安風骨”的浸潤，四六句式、五七言詩早己得心應手。于是，騷體與賦體、詩體的融合便水到渠成。這個時期創作了很多詩、騷、賦相雜的作品。如曹植《七啟》、秘康《琴賦》、阮籍《大人先生傳》、鮑照《蕪城賦》等等。

2，騷體的題材更加豐富

與兩漢騷體文學不同，建安乃至后來的騷體作品題材更加豐富。出現了詠物的《柳賦》、《李賦》、《蟬賦》；寫景抒懷的《秋興賦》《山夜憂吟》；自感身世的《悲憤詩》、《胡茄十八拍》———至此，騷體的描寫對象已經跟其他文學作品沒有區別。

題材內容上的極大豐富無疑對擴大騷體文學的影響、增強騷體文學的生命力有著積極意義。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騷體文學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都經歷了起源——發展——興盛——衰微——再度興盛這么一個波浪線的歷程。騷體文學被屈原和宋玉創造出來之后，受到當時以及后來兩漢文人的追捧，模仿者層出不窮。

作為騷體文學的兩大高峰之一的兩漢時期，出現了專門論述騷體文學的著作《楚辭章句》。通過對這部著作的學習，并參考其他騷體文學作品，我們認為兩漢時期的騷體文學主要有四個特征：以屈原為主角、詞賦不分、以兮為標志獨特的句式、悲憤哀怨的情感。

建安時期作為騷體文學兩大高峰中間的承接階段，在繼承騷體文學的基礎上開始出現了不少變化。具體表現為開始融合其他文體、更多更豐富的表現題材。

雖然在建安時期的騷體文學成就不如兩漢時期，但作為承前啟后的關鍵時代，為宋代騷體文學的興盛打下基礎，在騷體文學史上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