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分享你最近看的一部電影或者書籍嗎?
推薦兩本書《厭女》。
這本書的內容,可以解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頗多迷惑:
羅志祥為什么這么渣?
為什么N號房的人渣貶低女性能說出“流月經的東西”這么惡毒骯臟的話?
為什么存在夜店“撿尸”現象?
為什么鮑毓明身為律師還膽敢性侵未成年少女?而且此事曝光后,竟然有一堆人洗地?甚至財新的女記者也為鮑毓明說話?
為什么全球各地都有重男輕女,就業歧視,蕩婦羞辱,一夫多“妻”的問題?
為什么權勢性騷擾、戀童癖、性犯罪、戰爭性暴力無處不在?
……
下面來談談這本書。
2015年,被譽為日本戰后70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日本女性主義理論及運動的領袖人物上野千鶴子,針對日本當代各種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寫就了《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
01 厭女癥是什么?簡單來說,就是男性對女性的蔑視,以及女性的自我厭惡。也延伸為對女性化、女性傾向,以及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物和意義的厭惡。
這個概念雖然是由日本學者提出,但并不是日本特產,而具有普世意義。書中談到的許多日本社會現象,在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能找到蹤跡。
你的腦海中是否浮現過這些念頭?
男性版:妻子的角色應該是賢內助,女博士是“第三種人”,只要丈夫對妻子好、找個情人沒什么。
女性版:女性學歷太高不好找對象,太累的工作不適合女性,女性最好30歲之前嫁人,防火防盜防閨蜜。
都是厭女癥。
02 厭女癥是什么發生的?父權制、雙標、女性同謀父權制父權制下的性別秩序有三項基本構成要素: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厭女癥、同性戀憎惡。
“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這句中國俗語,一語道破了厭女癥的根源——兄弟之情,才是男人世界的根基。
男性群體內部,通過一致蔑視女性(包括女性化的男人,男同性戀),互相認同彼此而成為更優越的性主體,這就是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
女性被看成“欲望的客體”,只能“被擁有”,是劣等的。
所以,同樣有厭女癥的男人們,此刻是非常“艷羨”羅志祥超乎尋常的時間管理能力、無縫切換的多線程作業能力的。他們并不同情周揚青,還覺得周揚青是“活該”、“自作自受”、“蠢”。
雙重標準對于男人來說,并非每個女人都能被歧視,比如母親。蔑視生母等于蔑視自己,因此便產生了性的雙重標準:“圣女”與“蕩婦”。
男人性活動混亂可以被夸“風流倜儻”,女人如此就被罵“蕩婦”。
“蕩婦”的語言邏輯是,“你居然敢不經過我(男性)的許可”。
與之對應的文化表達是,通過侮辱對方的母親,來貶低對方人格。中文有“婊子養的”、“狗娘養的”,英文中有“son of a bitch”。
在羅志祥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雙標”:
他一方面維持著和周揚青的關系,對外只承認她是正牌女友,短視頻賬號只關注她一個人;另一方面,他有無數個情人,無數次約炮,睡工作人員,多人運動,專用一部手機打點情人們。
他絲毫沒有把女性當做“人”去尊重——無論對正牌官方女友,還是“約出來的女孩子”們。
他面前的每一個女性,都是玩具。
女性是男性的同謀厭女癥是男女通吃的,女性也會自我厭惡。女性的自我厭惡是因為,出生后要先將 “女人”這個范疇所背負的歷史性的厭女癥“姑且”接受了,然后才能成為一個女人。
女性厭惡自己,或厭惡其他女人——將厭女癥轉嫁出去:
要么將自己男性化,成為特權精英,被男人當做 “名譽男人”來對待;
要么扮丑,自動退出 “女人”的范疇,逃脫被估價的身份,即“丑女”;
要么厭惡自己的女兒。
樊勝美、房似錦的母親們,就是“厭惡女兒”的典型。無論女兒多么能干,她對于家族的唯一功能,是供養兄弟和父母。
而且,“要做出與男人匹敵的成績,卻又決不能壓倒了哥哥。”
有時,女性對同性受害者的審查更苛刻。
近日,某媒體關于“鮑毓明性侵養女”的一篇“特稿”遭到批評,作者的其他文章很快被網民翻了出來,稱其習慣“用瑪麗蘇的方式報道性侵”。
某種程度上,這名受過高等教育的作者,無視父權制下“平等”和“自由意志”的先決條件,以“追求公正報道”為名義實踐著厭女癥。
發端于2018年7月的中國#MeToo運動中,舉報者不僅要接受男性的審視,還要面對同性的指責:“她們一定是自身不檢點招來禍端”,“她們的舉報行為有貼大字報的嫌疑”。
為什么審查女性受害者的女性,缺乏同情心且更加苛刻?
上野千鶴子認為,因為她們已經將父權制價值觀內化,成為“父權制代理人”。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獲取男性共同體的承認。
這是“防火防盜防閨蜜”的背景,也是女性“蕩婦羞辱”更惡毒的根源。
女性的自我厭惡,幫助男性維護了這套系統。
對周揚青的態度,女人們主要分為兩派:一是譴責羅志祥,二是恨周不幸、怒周不爭,遷延至今才分手。
還有第三類比較特殊,那就是Hebe這樣的女性。
如果說羅志祥的母親“護犢子”還無可厚非,那么Hebe此刻對羅志祥的聲援,顯示出她典型的“主動維護這套系統”的意愿。
作為這個社會厭女秩序的輔警,作為男性權力系統運作的協助維系者,Hebe這個“父權制代理人”當得并不好看。
03 性犯罪與厭女癥厭女癥中,所有涉性的部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避免男性主體地位的失落。
相關研究表明,性侵并非出自男性偶發的性沖動。在和平與戰爭兩種語境下,性侵都是男性性別意志的強化。
第一,在日常情境下,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肆意擺布,比如職權性騷擾,兒童性侵。這和一切恃強凌弱的活動本質相同,唯一的區別是涉及“性”。
《黑箱》的作者伊藤詩織說,“大部分性侵案發生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這并非事關性企圖,而是關乎權力,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施加的權力。”
“輪奸與性無關,而是一種男性集體驗證主體地位的活動。”(上野千鶴子)
可以說,所有性侵都是權勢性侵。如教師對學生,上司對下屬,成年人對孩童。 出于地位失落的恐慌,戀童癖會在性活動中選擇障礙最小、最無力反抗的兒童。
第二,在戰爭情境下,性侵是男性性別意志的強化。
戰爭狀態下,性侵是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種戰爭武器,是對被侵略方當地女性的性發泄,是一種男性權力的行使,是一種沉重打擊當地男性氣概的象征。
04 厭女癥的文化根源:男性化編碼的權力架構上野千鶴子使用了性別研究學者賽吉維克的“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同性戀憎惡、厭女癥”這三項要素,解讀了日本的厭女現象發生原理。
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則進一步從文化敘事的角度,分析了厭女癥的源頭——人類有史以來逐漸形成的權力秩序。
比爾德的演講集《女性與權力》中寫道:“權力的定義本身,已將女性排除在外。”
如果將女性分為“精英女性”和“普通女性”,可以看到她們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不同,處境卻有相似之處。
政界商界的精英女性們,有意無意扮演著男性化的角色,她們將自己男性化、成為“名譽男性”,而得到男性集團的認可,進入了“精英圈子”。
同時,又不能表現得太過優秀,要收斂鋒芒、保持緘默。
2019年的東京大學入學式上,從事女性學研究的上野千鶴子教授在她的演講中,提到了一個吊詭的現象:
東京大學的學生在與外校進行聯誼會時,面對“你來自哪所學校”的提問,男生往往會驕傲地說自己是東大的學生,女生卻支支吾吾地回答:“東京……的、大學。”
為什么東京大學的優秀女生,不敢公開說自己來自這么好的大學?因為,人們對于成功男性的接受度更高,而對女性的期待則是“可愛”和“溫柔”,女性的核心價值在于“被保護、被選擇”。于是,優秀和強大的女性不得不選擇收斂鋒芒。而普通女性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處于“沉默”狀態,她們的聲音不被重視。
“當一個不受歡迎,有爭議性,甚至僅僅是與多數人想法不一樣的意見從女人嘴里說出時,人們就會認為這顯示了她的愚蠢。人們不會說我不同意這個意見,只會覺得說話的女人很蠢。”
“在女性公開聲明立場的時候,為她們自己而戰的時候,高聲疾呼的時候,人們是怎么形容她們的?她們“咄咄逼人”,“喋喋不休”,“哭哭啼啼”。”
——《女性與權力》
女性被排除在公共討論空間之外,源自西方傳統。最具代表性的是奧德賽里 “被噤聲”的女性佩內洛普,還有象征著邪惡的蛇發女妖美杜莎。
在希臘神話里,美杜莎本是一個被波塞冬強暴、而被雅典娜變成了蛇發女妖,最后遭到珀爾修斯斬殺的可憐女子。無辜的美杜莎居然成了邪惡的象征,無故斬殺她的珀爾修斯卻被奉為英雄。
后人是如何運用美杜莎這個文化隱喻的?
以曾經一屆美國大選舉例,殺死美杜莎的珀爾修斯被作為力量和英勇的象征,換上了特朗普的頭像。流著鮮血的美杜莎的頭顱,被替換成希拉里的頭像。
05 厭女癥能否被超越上野千鶴子的答案是否定的,“厭女癥已經刻入我們的身體,抵抗厭女癥,就相當于抵抗我們的欲望。”
但是,我們是否真的可以放棄作為?我認為,答案也是否定的。
首先,“女性”不是天生的。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毋寧說是逐漸形成的。”
波伏娃認為,“女性”的本質,是在父權制文化主導的文明規約下,歷史性的、人為的身份建構,女性氣質體現出一種權力關系。
在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呈現出恒定性與可變性的辯證統一。
理想的女性,應體現雙性特質,不僅是塑造文化的主體和影響文化的客體,也具備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
我更傾向于瑪麗·比爾德《在女性與權力》中闡明的觀點:“權力”概念本身值得再思考。
精英、領袖、克里斯馬的魅力、名氣,這是當下仍常用的“權力”的含義。但“權力”的這一含義本身是男性化的——很難把女性套進這個含義里。
“你無法將女性置于一個已經被男性化編碼的架構里,你必須改變架構本身。”(《女性與權力》)
所以,“開始行動”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要完成這個新定義,核心是:讓女性獲得被尊重、被看見、被認真對待的獨立地位。
權力架構需要被改變。女性需要主動發聲,主動作為和抗爭,倒逼架構的改變。
PS:
關于“厭女”問題的更多思考,詳見我的文章《羅志祥、鮑毓明、牟林翰為何這么“渣”?因為他們身后有共同推手》,感興趣的讀者可移步至:https://www.toutiao.com/i6819568655798370824/